全国政协常委洪绂曾,17岁考入复旦大学农艺系,直至成为农业部副部长,他的每段经历几乎都带个“农”字。这些年来,情系“三农”的他,一直在不停地为“农”而奔波。
农业科技是高产出的投入
两会期间,洪绂曾委员给记者讲了一个发生在贵州省晴隆县农村的故事。
地处云贵高原中段的晴隆县,农业生产条件恶劣。2000年末,种植玉米的当地农民每年的人均粮食300多公斤,人均收入仅1000多元。当西部大开发开始推进时,当地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请来农业专家帮助他们运用科技手段发展草地畜牧业,并将此作为农民增收的重头戏来抓,他们选好了适合当地生长的草种,又学会了科学的养护,渐渐地绿油油的小草给晴隆县“披上了一层绿色地毯”,成群的羊儿更让山里的农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洪绂曾委员说:“第5年时,我来到晴隆的农村,看到了这里的巨大变化:养羊农户年收入最低的几千元,最高的达到30000元!而且产业结构发生可喜变化:建设草地15.9万亩、建成23个肉羊养殖场,2005年全县养羊达11.8万只。2000年以前,晴隆县没有一个技术干部是学习草业科学专业的,现在全县有200多名技术人员,不仅会种草养畜,而且掌握了防病治病等技术。”
洪绂曾委员说:“农业科技是最低成本、最高产出的投入。”他认为,真正要使农业长期有效增长,归根到底要靠科技支撑。“这50年来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上了三个台阶,这里有杂交水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支持。”
洪绂曾委员说:“政策保证积极性,投入保证基础设施。科技可以在积极性和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成倍提高效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农业科技。”
“我们应当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洪绂曾委员建议,首先应该把农业科技创新放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位置,并且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来扶持。第二应该大力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而且要提高管理水平以发挥投入的效益。第三应该多鼓励能够深入实践、深入到田间地头的“能和植物讲话”的农业科学家。第四,对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科技普及应当在不同层次上建立完整体系。
何淑兰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是一名建筑公司的工人,没想到她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成为了一名农民代表。
农业科技创新得有领头人
1995年两会时,中医药大学一名教授问何淑兰,黑龙江土地资源这么多,农民种粮食不赚钱,为什么不试着种中药材?就是这一席谈话,让何淑兰一头扎进了农村,带着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的中药材种子,请专家在农村免费给农民讲课、发资料,鼓励农民拿出一部分土地种中药材。海伦、讷河、双城、伊春……1000多户农民最先种起来了,每亩地可以获得1500元到1600元的利润。种药的土地不用施肥,降低了成本不说,还提高了土壤质量。
“前些年,我每年都会跑到中国农业大学去跟学农业的学生聊天,我还从他们那里‘学’过一招。他们提出可以把土地充分利用起来,田里、陇上、陇沟里种上不同的作物,形成一个立体的种养系统。回去后,我把种植模式变通了一下,柴胡喜阴,就在两片玉米地之间种,没想到当年就增产了。”
“这想法、这技术,农民自己很难了解。”何淑兰觉得,农民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带头人,需要有学识、搞农业的大学生下到基层,扎在田间地头。跟农业相关的科研单位、大学,得把在农业种植、养殖方面的科研成果拿到农村去实践,这样一方面农民增收了,另一方面科研成果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将新技术带下来,做成示范,让农民看到新技术的实效。这样做肯定能够吸引村里头脑活、有想法的农民,这部分人使用新技术熟练了,就会成为新技术的宣传员,带动全村乃至更大范围的农民。“农村里的能人不少,就差这一下点拨。”何淑兰建议,要给那些在农村科技创新上有抱负的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或是大学毕业生一定的补贴,支持、鼓励他们深入农村,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