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长沙讯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乡镇职能面临转型。原本作为乡镇“头等大事”的收钱收粮任务骤减，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联系淡化。农村工作重点和新变化使一些习惯于传统工作方式的基层干部感到迷惘甚至无所事事。

在湖南省华容县万庾镇，从清理田间地头的农药瓶、为留守孩子开辟“心灵驿站”，到给农户猪栏装上防盗器，镇党委书记蔡智觉得每天有忙不完的事。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蔡智的新追求，看似偏离了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中心”的工作重心，但却契合着税费改革后乡镇职能的转变，这些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正是贯彻中央“三农”新政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

从解决农药瓶入手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万庾镇，身穿橙色制服、蹬着三轮车乡村保洁员们成了乡村的一道风景，他们每天穿行于田间地头，负责收集农村废弃的农村瓶。村民们说，保洁员和保洁车都是由镇政府统一配备的，在全镇范围内成立五个收购点，以三分钱一个的价格到农民手里收农药瓶。

蔡智告诉记者万庾镇这支清理农药瓶队伍是他一手拉起来的。2007年4月，蔡智到湖南省肿瘤医院看望一位身患癌症的干部时，一位老教授告诉他，农村癌症多发与环境污染有很大关系，其中尤其是农药残留对人体危害更大。

从长沙回来后，平日就喜欢搞调查的蔡智就发动全体干部在万庾镇范围内搞了一次大型入户调查。调查的结果让蔡智震惊。在对125户农户的调查中，有80%以上的农民在打完药后就随手将药瓶丢弃，全镇稻田平均每亩每年产生11个药瓶、棉田每年15个，蔬菜田每年20个。按此标准，全镇6.6万亩耕地一年产生的农药瓶就有80万个。在全国凡属种植作物的地方都打农药，这些散落在田间沟渠的农药瓶多年来无人管理，成为环境管理的“真空”，大量农药残留浸入土地、流入河流；每年都有许多农户家养的牲畜在野外觅食中毒死亡。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蔡智又调出了万庾镇自2003年以来的新农合资料，结果显示，从2003年2006年，万庾的癌症发病率呈直线上升趋势，而其中大部分又是与食物与用水直接相关的食道癌、肝癌等。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蔡智说，调查后自己就决定将清理农药瓶作为2007年万 庾 镇第一件大事来抓，镇里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并由镇财政拿出资金18万元，在全镇修建了48个大型垃圾收集池，246个简易垃圾收集池，还在每个村场安排了一名专职保洁员、每个组配备了一名兼职保洁员，专门负责收集本村范围内的废旧农药瓶、农药包装和白色垃圾。

统一回收农药瓶的行动在万庾镇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可蔡智并不满足于此。2007年底，在华容县人代会上，蔡智联合了全镇的人大代表，向全县发出一份“倡议书”，呼吁全县所有乡镇行动起来，将农村农药残留整治列入议事日程。

一个小小的农药瓶，又是搞“书记工程”，又是在全县倡议；也有少数干部对蔡智所为表示不解，认为党委书记应当想些“大事”。但蔡智坚持自己的想法。“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到了农村就是一件件具体的事。”蔡智说，只要自己当一天书记，清理农药瓶就是万庾镇的“头等大事”。

照顾好留守孩子是新时期乡镇政府应尽之责

万庾全镇4万多人口，长年在外务工经商人员接近1万人，占全镇农村劳动力总数近一半。外出务工是万庾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近千名“留守孩子”却因父母在外而得不到应有的照顾。

“留守孩子的出现是城乡互动增强后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同样也是政府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蔡智说，在华容县，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就胆敢“袭警”，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因没人照顾被人“欺侮”……这样的事大都发生在留守孩子身上。“这几年听到看到了太多关于农村留守孩子的故事，我觉得政府必须充分重视留守孩子现象。”

为了弄清全镇留守孩子的实际情况，蔡智再次发动全镇干部当了一次调查员。经过在全镇范围内的摸底调查，万庾镇共有留守孩子881名，这其中有单亲监护的、有隔代监护的、有委托亲朋监护的，还有一些孩子生活只能靠自己。由于长期缺乏亲情，这些孩子有的性格孤僻、有的沉醉于网吧、有的热衷于打架斗殴。尤其一到周六、周日，这些孩子基本没人管，很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

2007年6月，蔡智召开全镇干部大会，提出万庾镇66名机关干部每人选择一名或几名留守孩子，担任“代理家长”。“代理家长”不仅要给孩子们一定物质帮助，还要定期与孩子们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孩子们的思想状态。在蔡智带领下，万庾镇120多名村组干部、595名有帮扶能力的共产党员、46名社会人士和54名“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和老模范）加入了“代理家长”行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代理家长”们不仅定期与留守孩子们进行沟通交流，还为每个留守孩子建立“特别档案”。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镇长赵群子的办公室内，几百份“特别档案”特别引人注目，这些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思想动态、兴趣爱好和帮扶的具体措施。

不仅如此，万庾镇还不定期地组织留守孩子开展各式各样的夏令营活动；并在中秋、除夕等节假日组织外出务工家长和孩子们的电话交流和视频见面会，利用镇里配备的远程电脑教室，让远隔千里的父母与孩子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如今，亲情电话和视频见面会已成为万庾镇政府的固定项目，每到节假日，外出务工人员就可定期与孩子们“见面”沟通。

政府职能转变要让群众感受得到

从清理农药瓶到代理家长制，万庾镇的几项“中心工作”所做的都是一些“小事”，也很难像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一样体现出立竿见影的“政绩”；但蔡智认为，税费改革后，很多惠农政策措施都直接来自中央和上级政府，作为基层乡镇，要转变职能，服务群众，就是要从这些“小事”入手，让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与农民的经济联系削弱，干部与群众之间也随之淡化。一些群众认为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针对这种现象，蔡智认为改善干群关系关键在于干部，干部应当主动融入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去，让群众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关怀。

万庾镇是个传统的产粮大镇，可许多农民多年来一直种植的是浙辐702和浙辐802等老品种，品种不改，农民增收空间受限；可要让农民一下子改变20多年的种植传统很难，而对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农民又十分反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蔡智想到的是将全镇村场干部和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由镇里出资带他们到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中心去参观；蔡智还与省农科院联系好，请来专家为农户讲品改课。品种变了，单产增加了，老百姓增收了。有了切身体会，群众的想法一下子就转过弯来，现在万庾镇不仅是粮食品种改了，许多村民们还主动从农科院买来无结蜜桔、弥猴桃、“水果红薯”等种苗，在自己家里鼓捣起来。

由于地处湘鄂两省交界外，万庾镇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一直是个大问题。民间矛盾纠纷突出、上访告状接连不断，万庾镇历届党委政府也为此大伤脑筋。蔡智在经过调研后，结合万庾镇实际提出了“教重于惩、防重于治、疏重于堵、管重于建”的综治方案。从县里请来法律专家定期给村组后备干部和农民群众搞法律知识专题讲座，发动干部变“上访为下访”进村入户化解矛盾；还通过在群众集中居住地开办茶馆唱戏、讲书，组织群众开展体育活动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调解纠纷。针对乡间小偷小摸突出的问题，万庾镇政府还发动群众自发组织起联防队，又与公安机关协调，用每户不到十元的价格给农民家里的猪栏、鸡舍装上了“电子防盗器”、“门磁报警器”，一旦有人偷盗，防盗器就会自动拔打报警电话。

“你别小看了这10元一个的报警器，许多群众家里安装后就再没有被偷过。”蔡智笑着对记者说。蔡智认为，作为最基层一级政府，乡村干部直接面对群众，他们职能应更重在管理与服务。“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固然也很重要，但以种植为主的乡镇与老百姓的直接关系不大。”蔡智认为，新时期老百姓更看重的是政府能做什么？做些什么？把握了这一点，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