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多年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人们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矛盾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乡村发展问题与产业资本的介入和扩张愈来愈相关。发达地区的乡村社区实现工业化之后，资本必然要求扩充、整合其他社区的资源，能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这是一个机制问题。所以，改革如果是转变机制的话，地方政府需要的改革安排就是：如何在本地资源的整合上降低交易费用。
　　归纳近年来产业资本在乡村成功扩张的经验，现象上看主要有四种模式。前两种模式都是通过社区内部的力量，低成本整合资源，以此实现扩张。
　　第一种模式：社区内部自生产业资本通过兼并临近社区实现低成本扩张。
　　乡村社区和内生性产业资本这种自发结合，主要发生在原有社区集体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发展相对比较快速的地方。
　　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明确了“资本经济”的概念。而资本追求增值收益则当然是资本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因此，在这些农村集体化社区已整体上实现了工业化之后，这种内生性的产业资本也必然要进一步扩张，以形成追加的资本收益。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最能够直接形成资本收益的机制，就是“资源资本化”。因而，产业资本扩张必然要和资源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者）进行交易。由于我国属单一制国家，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只要上级有命令，下级就要把资源交出来，因此资源向资本转换的成本相对较低。
　　而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源资本化的主动权不在地方政府手里，而是归国家大公司掌握，所以矿产开发过程中资源资本化所产生的产业资本收益，由大型国有垄断公司占有，而地方尽管资源很丰富，但当地人民却仍然贫困。在最近引起冲突的地方政府按照国有垄断公司要求收回私营企业石油资源开发权的事件中，矛盾双方都不代表贫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因为他们争取的都是资源资本化权利，不过层次上有分别而已。
　　但是在农村中内生性的社区产业资本则不同。比如华西村，它在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如何实现扩张呢？社区产业资本的扩张同样需要跟资源所有者交易，但如果它一点点地扩张，一家一户去跟其他社区成员交易，成本必然极高。所以，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大多数的社区产业资本密集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叫“整村兼并”。山东、江苏的集体企业大都如此。像华西村就兼并了周围四个村，其总人口规模就变成了上万。更主要的是，周围的几千亩地也全部纳入华西，其村属企业得以通过社区内部资源整合，获得土地使用权且无需为此一次性地支付高额补偿费（按照苏南一般工业开发用地的市场价格一亩地至少应该支付30万）。企业支付的主要是让全体村民们都得到华西人的待遇：盖好房子、上养老保险等；企业无非是支付了房子的建设（它自己有建设队）以及上保险的费用。华西企业用这种方式低成本占有、整合了周边社区的资源，产业资本得以迅速扩张，年产值很快达到超过百亿的规模。
　　张家港市的永联村是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近年来产值也扩大到超过百亿，此前，也是兼并了周围的两个村。所以说，这第一种模式，可以归纳为是社区内部长大的产业资本，对周边整村兼并，低成本扩张，它的交易费用非常低。
　　第二种模式：与社区有关联的外部产业资本借用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
　　一些较贫穷的社区自己没有什么资源条件形成产业资本，但有能人。能人出去以后在外面形成了拥有一定规模的产业资本，回到本村进行改造，以整合本村范围内的资源。
　　费孝通先生当年的理论研究指出，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使得商品经济的关系在社区内难以发育。毕竟社区的血缘环境和地缘环境是一种文化，亦即一种广义制度。从社区出去在外部形成产业资本的企业家，回来整合自己本社区的资源，这样相对交易成本也比较低，因为他是本村人。这种经验在发达地区已经变成政府经验了。
　　再如江苏、浙江，1980年代搞农业现代化试验的时候，主要是上农业机械、搞喷灌，占用大量投资。但投资上去了，农业的投入产出比却严重不合理。那时我向江苏省领导和农工部长建议：应该把试验题目改一个字，将农业现代化改为“农村现代化”。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江浙已经有了一批成规模的企业，地方收益主要来源于“政府公司主义”。尤其是苏南那些镇级的企业，它们在90年代之前特别维护“集体经济”。无论主观上提出什么道理，客观上在于这种制度条件下以乡镇政府名义占有资源相对容易。
　　后来，国家层面上的制度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尤其是1996年开始推行“土地二轮承包”之后，这些企业再想低成本占有外部资源实现产业资本扩张就极其困难了。因为村级所有的土地都被农户个体承包了，镇级企业和周围的村本来就难以整合，和分散农户就更无法交易，导致整合资源的难度大大增加。
　　于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主导的进一步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把农村分散的资源整合成更大的产业资本，形成一个地方政府得以进一步发展资本经济的内在机制。所以我们早年提出的“中心镇战略”的政策建议得到自发地贯彻。因为当时一个县级市辖内有几十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很小，无法按照产业的合理布局去整合资源。如果搞中心镇战略，一个县级市里面不要超过十个中心镇，最好是三五个，其他的乡镇改成街道办事处，还是一个政治行政单位，但是变成派出机构。中心镇变成副县级，下设各分局，有县级的职能，对周边若干平方公里的资源都可以整合，以此来降低成本。整体上来说，它的产业结构调整成本也都会降低。
　　第三种模式：外部资本进入社区，但要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
　　一般而言，外部产业资本进入乡村整合资源，比上述两种模式的内部整合的风险要大得多。例如山东的三联集团。该集团开发改造济南东郊，而东郊有很多问题村、上访村，因此一说到改造东郊，老百姓就都忙着盖棚，以便之后能够与企业交易出更好的住房条件，这样凭空增大了城市化开发的交易费用。三联集团的老总张继生懂得利用原来的社区正规组织来降低交易成本，具体办法是将企业占有的土地资源资本化的部分收益，让渡给社区组织，以减少企业直接对付单家独户的交易成本。
　　现在，哪怕只有一个“钉子户”，政府或企业直接去拔的成本也太高。因为媒体报道揭露了很多类似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化快速扩张而直接去拔除钉子户引起刑事案件的现象，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当前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村中的群体治安事件和刑事案件结构随之也有了很大改变：农民负担重引发的治安事件降低了大约80％，这是因为中央减免税并且实行“农民负担一票否决”的后果；但同期，土地纠纷引发的案件则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城市土地征占、拆迁过程中的纠纷。
　　200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土地征占问题的文件出台以后，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十倍以上，这就进一步导致外部的产业资本要想进入分散占有土地产权的农村社区，其交易费用相应大幅上升。过去普遍化的“政府傍大款”再也行不通了。今后中央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宏观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的决策方向必然随之改变。这可能导致那些沿袭旧办法的企业的投资风险增加。
　　整体上看，中国资本过剩的整体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仍然采取旧的扩张方式就肯定要出问题。这就需要创造出新的模式来。
　　第四种模式：产业资本通过乡村建设支持农村社区发展，化解投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以乡村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同时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就是极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的新模式。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做企业挣了钱以后，为了表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离重庆四十公里左右的农村建立了北碚试验区，整体改造城市郊区农村，让农民能够随着当地的企业化进程改善一点自己的生活。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我们的国粹。晏阳初当年提出农民有四大问题：愚、穷、弱、私。所以他开展定县试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教农民的孩子洗手和妇女扫盲入手，逐步发展。梁漱溟这位早年北大唯一没有学位的教授、中国近代史上的儒学大师，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展邹平试验。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为代表的各种乡村建设流派。
　　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农村，最大的不同在于没有地主阶级，亦即农村没有阶级矛盾，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能处理得好就能方便地构建和谐社会。所以，领导干部要抓如何稳定乡村。
　　税费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及其下设的正式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必然缓和，同时带来了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的威胁，我们不能把乡村留给黑恶势力、家族势力、非法宗教等等非正规组织。要发展良性的正规组织，就要搞乡村建设：帮助农民搞老人协会，实现老有所养；帮助农民搞妇女协会，妇女们得以一呼百应。农村安全了，生产安定了，有文化活动了，大家也能够互相帮助了，这就稳定了乡村。要不然，现在一亿多人口外出打工，很多乡村就空洞化了，留下“386199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会有很多问题对付不了。
　　另外，鉴于小农户分散经济无法抗御市场风险，我们提倡按照国际合作社的规范搞规范化合作社，通过小农户的联合来对抗市场风险，用合作社的收益来从事公益事业。这样，良性的、健康的、正规的组织，替代了非正规的、不健康的组织。因此，我们提倡的乡村建设其实是利用传统、发展传统、利用旧模式、发育新模式、利用旧制度、发育新制度。
　　如果企业家愿意学当年的卢作孚先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事乡村建设，就可能降低产业资本进入乡村的交易成本，实现产业资本与乡土社会的双赢。不过，这种方式取决于企业如何设计、如何选择一种低成本进入乡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