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北碚 400715）

摘  要：张全义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张氏重视农业的做法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张全义  农业成就  新农村建设  启示

史学界对唐、五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已相当广泛而深入，但对处在唐末五代之初的重臣——张全义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对其在农业开发方面的探讨则更少 。张全义在农业开发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其做法不仅对恢复和发展唐末五代河洛地区的经济以及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今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拙文仅就所见及的史料，试对张全义农业开发成就以及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参考意义简要探讨，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张全义(852～926)，字国维，本名言，唐昭宗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赐名为宗奭。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曾先后在唐、黄巢、诸葛爽（河阳节度使）父子、后梁、后晋等政权中任要职。在唐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大致是：僖宗文德元年（888年），“（朱）全忠表丁会为河阳节度使，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1]（P8387），后又“置佑国军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1]（P8380）；昭宗朝，大顺元年（890年）“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1]（P8406)，景福元年（892年），“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1]（P8426），光化元年（898年），“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1]（P8519)。从文德元年（888年）到光化元年（898年）的十年间，张氏职位步步高升。再从昭宗赐名“全义”看，其声望显赫。在诸葛爽的割据政权中，他可以拥立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1]（P8406)，也显出其职位非同一般。在黄巢政权中，张氏任吏部尚书、水运使，亦是大权在握。事后梁政权时，初为河南尹，后累拜中书令，食邑至万三千户，兼领忠武陕虢郑滑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天下兵马副元帅，封魏王[2]（P490）。在后晋政权中，庄宗曾命皇子、皇弟“皆兄事之”，加拜太师、尚书令，且庄宗数幸其第，命皇后拜全义为父，改封齐王[2]（P491）。纵观张全义所事政权的职位，均位高权重、声明显赫。张氏并非名门望族，没有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但升迁却一帆风顺，究其原因，除其个人素质如“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群士，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及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3]（P842）外，与他本人重视农业以及在农业开发中的巨大成就有密切的联系。

二

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没有农业的发展、繁荣，就没有封建王朝的发展、繁荣。张全义生活的时代为唐代末期，生活空间主要在河、洛一带。此时期此区域战乱频频、满目疮痍，致使农业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资治通鉴》记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城，四野俱无耕者”[1]（P8359）。洛阳之地经过黄巢起义军与唐军的战斗以及秦宗权、孙儒的掠夺，往日的辉煌早已丧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对此，《旧五代史》也有和《资治通鉴》类似内容的生动记述：“初，蔡贼孙儒、诸葛爽争据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荊榛。全义初至，惟与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3]（P839）。
河、洛地区所经历的战乱，给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首先是人口的大量流失。正如上文所见“井邑穷民，不满百户”。事实上，在孙儒据有洛阳时，人口的减少就尤为严重。“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1]（P8359）。这段记载虽有夸大之嫌，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洛阳城当时人口数量绝对稀少。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产力高低的最主要标志。“四野俱无耕者”，劳动力显然极其有限。有限的劳动力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很不现实的。其次是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迭相攻伐，七八年间”，反映出战争持续时间之长。毫无疑问，战争持续时间越长，对农业基础的破坏越大。河、洛地区本是唐王朝重要的粮食产区，以往是“秔稻远弥秀，栗芋秋新熟”[4]（P4422）、“柳渡风轻花浪绿，麦田烟暖锦鸡飞”[4]（P7895）的繁荣景象，而此时却“荆棘弥望”、“仅存坏垣而已”，足见农业基础破坏之严重。这急需要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引导农民耕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三

在时代呼唤政府出面组织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视农业著称的张全义登上了时代舞台。张氏对农业可谓情有独钟，其祖张琏，其父张诚，“世为田农”[3]（P838），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全义养成了勤劳俭朴的性格，并且能够“劝耕务农”[3]（P838）。正是由于张全义的劝耕务农才使张家“仓储殷积”[3]（P838）。因此从张全义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时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已初步具备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基本素质、方法和领导经验。
张全义登上时代舞台后就充分展示了他对农业生产发展极为重视的独特一面。“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儿’”[1]（P8375）。从李罕之的话语中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被称之为“田舍夫”。而李罕之则与张全义重视农业的做法相反，“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1]（P8375）。李罕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的独到之处。
张氏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首先，在“四野俱无耕者”的情况下，招徕农民，增加劳动人手。史载“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用者，人给一旗一牓，招怀流散，劝之树艺”[1]（P8359）。其次，采取有利于稳定民心的措施，“唯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五租税”[1]（P8359），同时，张全义“又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1]（P8359）。这些做法，既为农业生产吸引了劳动力又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有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之举。“民归之者如市”[1]（P8359）就是证明。再次，注意投入感情，引导重农风气。“出，见田畴美者，辙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丝衣物”[1]（P8359）。很明显，张全义除了采取有利于农民生产的措施外，注意用感情的手段和示范的力量来倡导一种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风气。第四，对荒废农业生产的加以惩处。“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1]（P8359）。这样两种既鲜明有相对的做法对引导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农业生产搞得好的，赏；农业生产搞得差的，罚。这样，百姓该怎样做、如何做，自然是心知肚明。第五，帮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由于战乱的影响，不少农民没有耕牛，给生产带来了一定困难，在有农民告知没有耕牛之时，张全义“乃召其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众皆谢，乃释之。由是邻里有无互助”[1]（P8359）。在战乱对生产力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种由政府出面组织互助的做法，对恢复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必要的、急需的，对农业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
正是由于张全义重视农业生产并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洛阳周围很快就有“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1]（P8360）、“数年之见，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3]（P838）的大好景象。因而张全义的做法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偿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而”的民间谚语[1]（P8359）便是明证。就是张全义去世之后，百姓也没忘记他，“洛人德之，卒谥忠肃”[5]（P930）。这谚语和谥号是对张氏农业开发和造福百姓的最好肯定和嘉奖。

四

张全以重视农业的做法及其成就不仅对当时河洛地区的农业恢复和发展以及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有直接的积极作用，而且对对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颇有参考价值。
首先，要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农业。中国十三亿人口，九亿是农民，解决好农民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就必须重视农业，解决好农民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当一段时间，一些部门和地区对农业重视不够，致使农民不愿种地，大片土地荒芜，造成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脱离，不利于农业的增产，更不利于农民的增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既要使农业增产，又要使农民增收，同时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重视和解决好农业、农民问题，至少要像张全义那样，“劝耕务农”。
其次，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张氏在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先招徕百姓，再减免租赋，又奖励农业生产做得好的农户，处罚庄稼种的差的农民，对需要帮助的农民则由政府协助成立互助组。这样的做法和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实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该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有步骤地采取适合本地区的政策和措施，千方百计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再次，要注意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张氏在发展农业生产时，注意加强生产环境的建设，采取措施使已取得的农业成果不受侵害，“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便是例证。我们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要注意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农村社会秩序，巩固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为新农村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四，要学会投入感情。张全义亲自到田间看庄稼的长势，见田里耕作精细、没有杂草者，就下马和自己的随行人员仔细观看，并召来田主加以慰问和鼓励，还常常送给他们衣物；对于勤劳肯干、收获较好的农民，他知道后，总要亲自去看一看他们新收的麦子和蚕茧 。这种深入到田间地头的做法，无疑有助于张氏和百姓感情的交流，从而对劳动者积极生产产生激励的作用。今天我们建设新农村，仍然需要这种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倾心交流的领导，这样投入感情，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制度或物质奖励不能替代的作用。
    最后，要加强自身修养，为政清廉，一心为民。“全义明察，人不能欺，而为政宽简”就向我们展示了他为官清正的一面。新农村建设需要大批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领头人的领导，这些领导应该也必须为政清廉，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在新农村建设中，身先士卒，先人后己，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当然，从张全义身上，我们可以汲取许多有益的启示，仅就上述五点而言，相对重要。如果每一个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领头人都做得比张全义更好、更全面，那么，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肯定会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藏励龢等.中国人名大辞典[Z]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六年版.

作者简介：
胡安徽（1971—），男，河南唐河人，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