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当前这个时期，没有别的词语比“农民工”这个称呼更能准确地概括这一群体所拥有的全部特征。农民工，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在城里生活，但根还在农村；虽然做的是各种非农工作，但身份还是农民；虽然渴望融入城市，但一有风吹草动，回到农村那几亩承包田里，就觉得心里更踏实。再往深了说，农民工虽然在城里，但却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所能享受到的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各方面的福利待遇；农民工虽然离开了农村，但作为他的最后保障的土地，却牢牢地拴住了他的“根”。正是因为这样，农民工其实成了“两栖人”，成了“城乡候鸟”。

　　虽然一波又一波的民工潮不停地冲击着城乡壁垒，但是事实上，城乡二元结构的无形高墙依然高高地耸立。户籍制度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社保和土地是更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保和土地问题，农民即使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即使由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那也仅仅是变了个称谓，变了个形式，而最根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城乡统筹。城乡统筹的重点就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是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所以城乡统筹的着力点应该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对国家启动的重庆和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寄予了厚望。而此前重庆市在九龙坡区所进行的探索，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九龙坡区的探索一开始就着眼于根本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解决农民融入城市的机制，即让农民变市民后能够享受到比较完善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培训、低保等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解决农民离开农村后土地退出机制，即农民变市民后，其所承包的土地在获得相应补偿和保障后，自愿退出。他们把这项改革概括为“农村宅基地换城市住房，城市社保换农村承包地”。

　　九龙坡区的这项探索有许多突破之处，比如，按照“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点要求，拿出原农村宅基地的20%左右，集中兴建新型农村社区，这样可以腾出80%左右的农村宅基地指标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用多得的土地出让金等收益来补贴农民购房。对于承包土地，九龙坡区规定，农民变市民后，在享受市民社会保障的同时，必须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耕地按规定进行流转，而流转的收入仍归原土地承包者所有。

虽然九龙坡区的探索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它已经触及到了统筹城乡的核心问题，同时也酝酿着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的深入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