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耕地资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全国耕地面积锐减，逼近18亿亩“红线”，我们能否守住这一“红线”？

　　党国英：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稀缺，这是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同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过度扩张，土地粗放利用，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意味着 “十一五”期间年均净减耕地面积不能超过650万亩。我认为，只要政策对路，坚决执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由于粗放利用，农村建设中空闲或浪费的土地达30％至60％，如果集约节约用地的政策落实好，大量闲置的土地就会被释放出来。另外，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他们在家乡占用大量土地的房屋却闲置着，如果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允许进城农民以合理的价格置换城市的居住权和住房，又可节约很大一部分土地。

　　一方面，今后必须强调集约节约用地，按照依法依规、有保有压的原则，严把土地供应闸门。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想办法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

　　记者：我们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受发展经济的冲动，违法占地现象严重，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

　　党国英：当前耕地快速减少的三大原因：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和城市扩张。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建设用地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大，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以地生财”，有的甚至已透支2010年用地指标，这无疑将给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和风险。

　　这些问题反映出当前土地管理制度与现实情况的不适应。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的价格太低，农民在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另外，在分级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以各种形式变相规避各种规划管制、计划控制和审批管理，违法违规批地，圈占并低价向市场供应土地，造成土地市场秩序混乱，大量土地被乱占滥用和闲置浪费。由此看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应当研究在土地转让中如何保障农民的利益，给农民合理的补偿，并使这种补偿能够支持失地农民向城市转移。为保住国家土地总量控制目标，在严格规划管理的同时，还应增强农民在土地使用上的自主权，探索创新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形式。

　　记者：如何才能“管住规划”？

　　党国英：规划是需要政府着手的，确立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划应该是法律，谁也不能乱动。确定国家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土地规划分工，中央管规模，省政府管到地块，实行土地规划法制化。对于公益事业用地，严格按照公益事业项目列举目录界定用地范围。

　　为有效实现对土地的保护，还应建立农民土地流转的具体规定,如明确农民土地不得用于农业生产以外的用途。要加强对土地经营行为的有效监控。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并将耕地保护指标列入考核地方党政一把手政绩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