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倡导新农村建设，是分析和处理“三农”问题的更高境界和更广的视野，是一次思想认识上的飞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延伸和发展，无疑对我国农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我们不乏国内和基层发展农村和农业的经验，但从系统科学的思维看，我们还缺乏国际视野和比较，这对一只脚在稻田，另一只脚在工厂，两眼已经注视着知识经济的我国，是不小的屏障。

　　我们关注和分析了诸多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却不难发现很多国家的经验学不了，而曾经排在清单最后的临近韩国的国情、农情、文化、习俗，尤其是人文是那么相近，似乎有了信心和动力，就像当年的韩国农民异口同声地喊着：干！就能成功，我们想富裕起来，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精髓和动力。

　　现在出现了很多韩国新村运动研究专家，使我们对临国的农村建设有了更加立体、客观的认识。最早引进和介绍韩国新村运动是农业部教育司。对农民成人与职业教育一直重视和身体力行的农业部教育司于1993年在北京华都饭店举办了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国际研讨会，日本著名的水稻专家，对我国水稻生产有特殊贡献的原正市先生和韩国东国大学农学院的李炳东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在我国首次介绍了韩国的新村运动。农业部教育司和中国农业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的专著，每年组织1-3次全国专业考察团专门考察研究农村建设和农民教育。早年李炳东先生夜以继日地参加新村建设，曾与朴正熙总统面对面对话过，他对农村建设、爱家乡、爱民族、爱国家的思想境界和精彩发言，曾在沈阳国际会上博得阵阵掌声。我们在他家做客时目睹过，朴总统曾亲笔书写的“我的一生为了祖国和民族”的牌匾。

　　后来，两国交往频繁，接触越多，就越觉得韩国的新村运动非常适合于我国的农村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农民教育，经两国农业教育工作者的积极牵头和组织，1995年在沈阳农业大学承办了农业部和韩国大学教授新村运动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在农业部教育司和中国农学会的积极组织下，韩国100多名专家、教授先后访问我国并传授了经验，也介绍了很多教训。有如下几点心得体会，值得我国各界在新农村建设中关注和借鉴：

　　1、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始终是农民，新村运动的实质和精髓是农民自发的“致富运动”，农民由衷发出：干！就能行，这是新村运动的真实写照。

　　2、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初期需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但要在几年内逐步淡出，科技教育和民间部门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突出和激发农民的自发、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否则又成为“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形式主义花架子。

　　3、政府在人财物方面积极支持，但不能抑制和抵消农民自发、自助、协同的创造性，如支援物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组织、策划、设计、实施、改进、维护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揽，更不能成为行业部门垄断的自留地。在策划时，专家、学者必须参与制定、监督和评价。

　　4、新农村建设要遵循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特点、规律，以及自身发展需求和过程，并与世界农业发展相衔接，比如发展农村民主、农民组织、妇女参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技术推广、农业贸易、文化建设、城乡交流、农村旅游、有机农业等。否则我们还会重蹈覆辙，计划经济时代的弊端又恢复得淋漓尽致。韩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搞政治运动，却引用了政府主导而计划色彩浓厚的农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防止弊端叠加效应，不然将变成劣势互补。

　　5、新农村运动实际上克服了韩国在引进美国文明时的盲目西化倾向，很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树起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建立了国家伦理和道德。我们曾多次到新村运动研修院系统学习和借鉴他们的教育时，发现不仅农业人士参加，连军人、政府官员、企业家、教师、农协干部、宗教界等全社会人士都广泛参与。如今的足球精神、科技创新、文化振兴、公民道德也是在这种教育中潜移默化出来的，证明朴正熙总统的远见卓识。他是令人敬畏的军人，我在1994年考察韩国时，看到他身穿国军军服的照片还联想起《打击侵略者》中面目狰狞的白虎团团长，但是在畜产开发院看到他为发展国家农业和畜牧业亲笔写的书信，并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示动用外汇从西德引进优质种牛，以及经常到农村视察与农民交谈的图片资料，看到他为李教授书写的牌匾，改变了看法，他看到农村的现实问题，他从内心真正关心农民和农业，他有战略眼光。韩国国民至今都清楚记得他作词的“新村之歌”。

　　6、加强研究。韩国新村运动到了1980年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时的第一条就是：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因此付出了代价。我们不妨在开启新农村建设的同时，邀请专家、学者开展专题研究，我们的科研因制度原因，受各种制约，总在照葫芦画瓢，缺乏创意。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和诚实的实践，而不是开大会号召、做报告，颁发很多政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