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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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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1 原创
(所有评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关问题研究
新农村建设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则是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提出的一个新课题。这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必然出现的一个历史进程性的问题。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必然产生一个农业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其实就是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由来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农村问题的提出
我国近代曾出现了三位“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先生，都从事过农村社会发展新模式的实验。毛泽东早年也撰写过一篇《新村计划》，他当时的合作社思想，深受日本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晏阳初先生搞“博士下乡”，在河北定县建立“社会实验室”。他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提出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梁漱溟先生主张“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先后在广东、河南以及山东邹平等县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建立政教合一的乡村学校，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推行禁烟、禁赌、放足等社会改良；进行农村行政组织改革，举办合作社，组织乡村自卫团体。
卢作孚先生主张“乡村现代化”，在重庆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作为著名的实业家，他筑路治河，开矿建厂，兴办银行、邮电、电站、农场，发展贸易。他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服务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建设。
这三位先驱同气相求，各自树立了成功的先例，在思想上也各有千秋。例如梁先生比较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完全认同西方的城市化理念。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教育。
（二）建国后新农村问题的提出
1949年以后新政权通过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面临的是“汪洋大海般”的分散的个体经济。这种经济规模小、生产水平低，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发性，若不及时地加以组织并引导它们走集体化道路，不但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也会极大地阻碍农业现代化，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正如毛泽东提出的那样：“在最近的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农中农力求把自己变成富农，许多贫农则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我国土改后的农村较为普遍。根据河北省11个县的统计，农村买卖土地的情况，1949年是43,850亩，1950年增加到54,494亩，1951年又增加到115,180亩。中国农村又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关于农业和农村建设政策的思想是解决这一问题对策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早在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关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讲话中，就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的第一项。后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命题。他说：“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
但在建国初始阶段，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发展重工业方面，结果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失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决定，要求优先发展农业。
在确定如何发展农业以及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在中国要进行工业化，是不能抛开农业的社会化的。“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的社会化。”因为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粮、棉等都要农村提供，工业品也不能无视广阔的农业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农业如果仍维持个体所有制的分散状况，必然会在各个方面产生许多矛盾。因此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向社会化方向迈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这里，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尽管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种合作化并不利于生产的专业化和由此而来的生产的社会化，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中两极分化的事实，坚定地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并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可以说，在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能否实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其实质是关系到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就其可能性而言，从理论上讲，协作本身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劳动生产力，而农业的现代化也的确需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且苏联又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经验；从实际来看，当时我国合作化的试点工作也表明，在没有现代化的条件下搞合作化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农业部对华北、东北地区40个县的统计，1951年各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互助组的16.4%，超过单干户的39.2%，最多的甚至超过单干户的一倍。客观事实本身证明了“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合作化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这也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提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把“工业化”的目标逐渐改提为“现代化”。与此相适应，毛泽东也把农业发展的“社会化”目标进一步升华为“现代化”。早在1953年12月，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已经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的字眼。正是在此基础上，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口号。毛泽东本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正式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并把它列为“四个现代化”中的一个。毛泽东认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在这里，他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应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要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应施以科学的管理等等。这些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新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新路子的可贵探索。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合作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认识历程。这一历程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的规划是相适应的。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等目标，并以合作化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初始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也逐步明确开来。这一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整体思想体系上的战略方针，对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尽管体现于他对农业、农村问题的有关论述中，但就其内容和特征而言，也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思想体系。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科技，认为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认为没有农业科技的现代化，也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农村中的改革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到三五时期，“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的实现而奋斗”，这里他把农业科技进步看作是全党必须为之奋斗的伟大任务。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科学地预见到，实现农业科技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重视科技的同时，十分重视总结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如1958年，他在江苏、浙江、辽宁、河南等地视察后，系统地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并对此作了科学的说明：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各项措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孤立地采取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收到应有的增产效果。
第二，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懂得科学地管理农业，注重农业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领导艺术和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早在1943年，他就曾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建国后，他反复强调各级领导于部要做懂行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逐步认识农业经济的客观规律，不断提高管理和领导农业经济的水平。1957年10月，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为了了解农业问题，掌握规律，以便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切实实地调查它，研究它。去好好总结经验，制订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掌握领导农业经济的主动权，切实加强和改善农业经济的领导和管理。1962年，毛泽东在主持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提出了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的科学管理方法。指出：“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可以划分为固定的或者临时性的作业小组，划分地段，实行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实行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这些正确认识—现代农业管理的见解—写进农村工作条例中，无疑体现着毛泽东对现代农业管理的可贵探索。
第三，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毛泽东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等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因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了广大农民良好的政治素质，而且包括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但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靠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一方面不断地向广大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另一方面，在文化教育中，积极开展扫盲、普及科技知识，大力开展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指导，才能逐步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大多数是文盲的落后状况，使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水准同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为此，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广大农村，凡是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业技术学校，成立农业科学技术站，把农民的学习技术同消灭文盲结合起来，要提倡技术夜校的教员边学边教，还“要有计划地组织青年人学技术、提倡老手带新手。生产队在检查和总结生产的时候，要进行技术上的检查、评比，对于技术上有贡献的和积极传授技术的社员应给予奖励”。
第四，鼓励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推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在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商品经济问题曾进行过长期的理论思考，期间充满着曲折和反复，但他对商品经济也提出过一些非常深刻的见解。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把商品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但认为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商品经济有存在的必要性。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由于他一贯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视为同一事物的两面，因而商品经济处于被排斥、被消灭的状态。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我国建立了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但这一体制很快在现实中出了问题。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才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级，强调发展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的《读书笔记》对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理论突破，提出了生产力水平决定商品经济的命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等在社会主义阶段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在1958年12月10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里，他又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就是说，他认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仅适用于公社内部，也同样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1959年，针对当时中国农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平二调”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价值法则要求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3月30日，他在批转山西省委的一个文件时说，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1962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遵守的两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尽管由于诸多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在实践过程中也有曲折和反复，但是他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发展商品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意义和作用是巨大的。
第五，强调发展农村工业，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正如前述，毛泽东对农村和农业问题十分重视，但并不意味着他把落后的、分散的乡村和个体农业经济理想化。他多次强调，现在的农业基础是要过渡到将来的工业基础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并认为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必定有一个乡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立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按照这一思想逻辑，毛泽东在建国后主张实行合作化以变革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实行农业机械化和乡村工业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工业基础。
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40年代提出的乡村人口城市化思想。他希望不重走资本主义国家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老路而另辟蹊径，超越传统的发展模式，开创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通过发展多种经营，扩大生产规模，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特别积极地在农村发展乡村工业，使农民变工人来实现乡村人口的就地转移。这集中体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思想和实践上面。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包含了乡村工业化意图。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突出表现为社办工业发展过快过猛，导致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被削弱。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但强调农村工业化应当逐步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农村工业化本身。毛泽东提出的乡村工业化、工农业互相结合的思想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乡村工业化实践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探索。可以说，乡村工业化是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问题
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能否吃饱饭的问题，其实也是如何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小平同志试图通过变革农村经济体制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此，体现农民合作化成果的人民公社被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到2004年26年间，一直是在巩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建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载体，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的很大的改善，农村社会明显进步。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跟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四）改革新时期农村问题的提出
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党和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１９８２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１５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３０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１９８６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十八年后，2004年1月，中央又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意见》，成为第七个一号文件。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年将迈出有力的一步。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农村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一是发展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键在于当前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建设，农村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挑战，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发展速度明显放慢。
二是发展的宏观环境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从半封闭状态进入了全面开放状态，农民的思想准备不足。
三是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差距明显加大，而且有加速之像。
四是发展的客观基础发生了变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积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工业体系的高速发展，给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五是“三农问题”成为突出社会问题。“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样一种不良状况。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实质与核心问题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眼点在于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无论是农民问题，还是农村问题、抑或是农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农村的现代化问题。注意这里指的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农村现代化的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明显表现出不适应整体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当前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已经越升为目前我党各项工作的重心。
因此，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看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应该是“三农”或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的实质。
关于农民问题，农民穷只是表现，说到底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或者说是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是农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问题。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双重性标准。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壁垒，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拉大。
既然三农问题的产生应该归咎于对农民的隔离制度，应当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不能够从“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
概括起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问题；二是如何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问题；三是如何确保农民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问题。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
一是直接目的，就是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二是最终目的，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生产发展
生产发展，有三个基本方面：一是产出增加，即生产总量增长，既要单产提高，又要总产提高；二是质量提高，产品品质要适应市场需求；三是生产经营方式得到提升，产加销紧密结合，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市场开发能力增强，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生活宽裕
生活宽裕，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
（三）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主要是指农民的精神状态要符合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
（四）村容整洁
村容整洁，重点是加强村庄治理，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实现城乡无差别化，或叫做等值化。
（五）管理民主
管理民主，实现农村社区管理民主，真正落实农民自我民主管理。
四、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障碍
（一）体制障碍
一是政治体制障碍。关键在于，在政治体制上缺乏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在政治体制安排上，没有能够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政治组织，比如工人有工会，农民则没有农会。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不明确，没有在政治上充分肯定农民的国家主体地位。
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障碍。在社会管理体制上，农民的公民地位不完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划分，导致农村居民的公民权益的不平等的。这种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管理，实际形成了对农村居民的法律歧视。并使社会形成了分裂，社会居民分裂成了“市民”和“农民”两大阶层，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权利被基本剥夺。实际上类似于农奴制——“规模而不经济”。
三是经济体制的障碍。在经济体制上，农民不仅没有地权，而且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使用权，国家和政府在涉及到土地问题的时候很少能够遵从农民的意愿。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变迁，固化的农民的小农地位。在经济政策上，多年来对农民和农村剥夺的多给予的少，管制的多，支持的少。
四是文化教育体制的障碍。从整体上说文化教育体制是城市人设计的，而不是为农村人设计的。
（二）农民自身的障碍。
一是文化知识的障碍。文化教育的缺乏，导致农民缺少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而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必然导致农民的愚昧和落后。
二是思想意识的障碍。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从总体上讲农民是趋于保守的，“一亩地，两头牛，老波孩子，热坑头”，这是小农思想的典型写照。
三是社会适应性的障碍。对农民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的有点太早些，他们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三）客观条件的障碍。
一是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不完全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国内市场的相对过剩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是理论准备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中央虽然有较为明确的思路，但是要变成各级党委和政府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明确思路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应该说目前对新农村建设很多人在思想上还比较盲目。科学发展观还只停留在认识阶段。
三是社会准备不足。社会各界对如何应对党和国家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四是国家的支持有限。国家财政不可能一下拿出更多的财力来投入新农村建设。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一）党和国家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举措和基本方略
可以归纳为五个基本：
一是提出了“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2003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高了对解决农村问题工作的认识。
二是明确了“统筹城乡”的基本方略。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针对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协调矛盾凸现、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问题，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的位置，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三是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作出了我国已基本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四是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
五是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即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尽快改变农村生产生活和整体面貌。
（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1、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路：有八个方面：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三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五是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六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七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八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总结实践经验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一是反思并重构当前的农村政策体系及其体制体系。要克服旧的农村政策和体制的弊端，A、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落到实处；B、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C、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D、实行土地出让金一部分收入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办法；E、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F、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G、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等政策规定法制化、制度化。
二是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
三是构建强有力的乡村两级组织体系。乡镇级政权体系和村级农民自治组织是农民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组织保障，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快组织农民建立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够使农民形成整体合力共同面对市场。正确处理好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乡镇行政组织同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和自力更生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素质。
五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整治乡村人居环境，实现农村生活现代化。
六是重新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3、因地制宜地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一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积极探索。
三是借鉴吸收先进经验，实行“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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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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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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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南村新农村建设大亮点突出 |
最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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