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向后看，过去所有的三农政策都构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向前看，所有新的三农政策都要与新农村挂钩，所有的研究和项目也都要挂上新农村的名义。
一、什么是新农村建设？
（一）政策铺垫：
1、过去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2004年：《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年：《关于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2、从税费改革到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1998年费改税，2000年在安徽试点，2003年全国推开
乡镇机构改革：1998年开始试点，2000年安徽开始试点，全国持续推进
农村综合改革：2005，在全国试点，内容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二）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
2005年10月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出台《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建议共分十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直接入题，言简意赅。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6）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三）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二、现代农业建设，强化产业支撑
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经济基础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物质条件
五、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新型农民
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体制保障
七、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八、动员全党全社会，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
各个项目下面都有很多具体内容，例如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农村改革等。意见与建议不同，表明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决策，但其内容与建议是一致的。其中第八项非常重要，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下面将要看到。
（四）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
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全文共分14篇，48章，合计5万字。其中第二篇（第4-9章）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四章 发展现代农业
第五章 增加农民收入
第六章 改善农村面貌
第七章 培养新型农民
第八章 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
第九章 深化农村改革
其基本的内容与前两份文件大同小异，只不过更加具体。从建议到规划体现了一个从观念→决策→行动的变动轨迹。
二、为什么要进行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基础薄弱，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从粮食安全角度看，2005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84亿吨，比2003年大概增加了5000多万吨，增幅较明显。但还比历史上最高的年分1998年低了2800多万吨，同时4.84亿吨的产量还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需要进口。
（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名义收入差距3倍以上，实际差距6-8倍。
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是134元钱，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43元钱，绝对差距是209元钱，相对差距是1：2.57。2005年，农民人均收入3255元钱，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钱，绝对值差距达到了7283元，相对差距是1：3.22。相对差距最小的是1984年，为1：1.8。那是因为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连续5年以16%的速度增长。
另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城市福利和城乡公共产品提供的差别上。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城乡实际差别在5-8倍之间。
（三）扩大内需需要，真正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对外贸易，其中投资和外贸对中国GDP的增长起的作用相对大一些，而国内需求的增长相对起的作用没有那两项大。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主要体现在农村的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难以启动。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村收入太低，而农民负担和家庭支出的压力很大，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全部是自行支付；另一方面，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导致农民对现代产品的需要难以成为现实。林毅夫教授认为，现代产品的消费需要特定的条件，例如看电视需要电和有线电视信号，洗衣机需要自来水，电冰箱也需要电等。现在的情况是，没有路，没有自来水，没有有线电视，电费也很贵，所以这些大宗消费品难以普及。这样的话，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间接启动这些消费。农民可以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来实现。例如过去相当大的资金都用于盖房，基本上改革20年来已经进入第三轮的盖房周期，浪费太大。
（四）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支持力度的财政能力。
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二元结构理论，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资金缺乏，需要从农业剩余中获取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待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再从工业部门反哺农业和农村。我国理论界早在1990年代末就开始呼吁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需要以工补农。但我国政府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个阶段的到来。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阐述了“两个趋向”的判断，即世界上普遍的规律是：工业化早期阶段，以农业补贴工业以推进工业化；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我国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加入WTO后农业政策的调整，通过取消农业的负补贴和增加补贴来与国际接轨，但也体现出国家财政实力和财政支出趋向的变化。
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由于高速的增长，无论是GDP也好还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好，还是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也好，五年之内都提高了一倍以上。财政收入和社会的投资规模五年之内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十五期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1.13万亿元，年均增速17%。
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与国际视野
（一）历史视野
1、民间试验：
1931-1937，梁漱溟（liang shu ming），北大教授，“新儒家思想先驱”，山东邹平，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以文化教育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关闭。（在北大期间，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开展新文化运动，与梁漱溟等人组成的文化保守派开展对垒。不知道梁离开北大是否与此有关？但后来梁留了下来，成了政协常委；胡适去了台湾。历史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两位伟人？）
1926-1937，晏阳初，一直钟情平民教育，1923年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举家迁到河北定县，长达10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因抗战而中止。实施“卫生、文化、生计、公民”四大教育，根治“弱、愚、穷、私”四大顽疾，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实际上，还有一个卢作孚，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27年，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实施乡村建设实验。以交通运输为龙头的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2000s，温铁军先生，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2、中国政府：
1960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社论提出“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在结尾时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的号召。1998年15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方向。不同时代提出新农村建设，主要为了配合当时国家政策的需要，不是真正要建设新农村。例如50年代中期，主要强调的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比如说把私有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个体经营变成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等。
（二）国际视野——韩国的经验借鉴
这里我主要不是讲韩国的经验如何，而是讲当前中国如何概括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以及怎样去借鉴。韩国从1970年开始进行“新村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宽泛的标准是一直到1990年代，然后逐步淡化；比较严格的标准就是整个19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背景和我国类似，而且可能更严重，包括国民经济基础薄弱、城乡差距大、农业落后、农民收入低生活条件差、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大量城市化等。例如城乡差别大约在1968年农民家庭收入相当于城市的65%。
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由中央政府发起新村运动，1970年试点，1971年推开，在1970年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善生活环境条件项目、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项目、精神启蒙项目，各个阶段的重点有所区别。第一阶段（1970-1973）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政府确定进行运动成绩评比的项目优先次序是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第二阶段（1974-1976）的主要目标为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评比的项目优先次序调整为增加家庭收入-转变态度-改善生活环境。第三阶段（1977-1979）的主要目标是精神启蒙，通过启蒙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第二阶段以后，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已经与城市居民收入相当。第三阶段，在一些作者看来是失败的，未能达到精神启蒙的目的。因为同样的原因，1980年成立的“新村运动”中央本部和全国网络未能恢复新村运动的活力，反而陷入了政治丑闻。随后逐步从国家主导转变为民间主导，最后趋于淡化。
上述描述好像有中立甚至审视的味道。实际上，这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这些学人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除了上述背景外，还与他们的领导人特质和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当时的韩国总体是朴正熙，强势总统，崇尚专制，从1960年代开始执政，至1979年遇刺身亡。这位总统从1960年代开始采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方针，奉行以重工业化和出口导向为基础的非均衡增长战略，导致大城市的超前发展和汉城的城市拥挤，并导致了后来的新城建设。新村运动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据说有笼络农村地区选民和延长其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与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因此被归为“另类的”乡村建设模式，认为不应该学习和推广（尤其是搞运动的形式）。
但总体上，我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将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视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圭臬，全国的官员和农民都蜂拥到韩国去学习经验，以至于韩国将接待中国的考察团当作一项旅游事业来发展，有的村直接用中文打出“欢迎中国考察团”的字样，有的老妇人甚至都“快将中国的村干部认了个遍”。现在看来，我国重视韩国的经验有些过头了。甚至一些韩国的专家也认为我们不必要学习韩国。因为我国的作法大不相同，当前的形势也差别很大，而且中国基层的创造力绝对不比韩国差，他们的经验都已经是30多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没有必要那么认真。
四、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
这里需要明确这项新的政策与过去政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它决不是空降而来的，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一）继承性
1、继续坚持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并且坚持新农村建设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没有动摇，而且从“十一五规划”里面所列举的项目可以看出。其中列举了14项重点工程，其中有7项直接与农业生产相关。
2、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并行不悖。政策文件和主流的专家都坚持要继续大力推进城镇化，只不过对于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争议依然存在。
3、建立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可以看出20字发展以及一号文件和十一五规划中的许多措施都是过去一直在坚持做的，只不过现在都统一到新农村建设大框架之下了。
（二）创新性
1、政策背景变化，具备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条件，政策决意要增加公共资源对农村的投入。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由于高速的增长，无论是GDP也好还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好，还是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也好，五年之内都提高了一倍以上。财政收入和社会的投资规模五年之内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十五期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1.13万亿元，年均增速17%。
2、新政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目标，就是二十字方针及其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大家都知道需要发展，只不过在过去很多内容都不会进入政府的文件，例如村庄的规划和整治，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民宅建设等，这些都是第一次被纳入政府可能予以支持的范畴。而且这些以往分散的内容都被整合起来，相当于提出了农村发展的综合目标。
3、更完整的系统思路：
这个思路的要点：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强调在符合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而且长远谋划，提出要建立新农村建设的长期保障体制和机制；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五、大家都在做什么
（一）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行动大家都看得见，主要在三个方面：
1、发文件，提出指导意见；
2、宣传，勾画美好蓝图；大张旗鼓地宣传，有些过头了
3、增加对农村的投入，规划重大工程，酝酿制度变革
投入：“三个”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三个增加”：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总的来说，力度加大，范围拓宽。
重大工程：十一五规划列举了14项重大工程，其中7项为农业工程。
制度变革：农村综合改革；开展化解乡村债务试点；农村金融改革（鼓励正式金融机构加大农村投入、鼓励设置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借贷、解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林权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等。
目前中央层面还没有正式建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主要由陈锡文所在的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基层对此很敏感，好像缺了主心骨，甚至要求中央设置专门机构来领导他们。
（二）地方政府
1、设立新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时机构），基本设在农口
2、出台省/市/县指导意见/实施意见
3、开展新农村建设试点：安徽“百镇千村示范工程”；江苏“新农村居住示范点工程”
4、基础设施建设（如村村通）：钱不够要求村里配套，增加负担或者负债。
5、动员全社会支援新农村建设：政府各机关、单位甚至企业都要出钱出力支援新农村建设。这个和韩国的新村运动有些类似，全国都被动员起来，你不参与新农村，就是落后。
6、新村规划：各级政府动员规划部门的力量，包括规划局、退休干部和院校规划专业的师生大范围地为乡镇和村庄进行规划设计，先乡镇和试点村庄，然后普及到所有村庄。
7、村庄迁建和合并：村庄规划一般与合并和迁建结合在一起，将要大规模地合并自然村和村庄集中。例如江苏省建设厅提出了镇村布局的新规划，计划将目前全省24万个自然村缩减至4万余个。
（看图说明）
（三）农民
不太清楚，主要恐怕是观望和等待。从现有调查看，农民们多数对新农村建设一知半解，不了解具体内涵，期望自然是支持越多越好。在一些试点村庄，村民一般都很满意。但在一些偏僻的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无法延伸到哪里，村民持无所谓态度。但是从专家的角度以及韩国的经验，在开始搞村庄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应该动员农民投入一部分资金和劳动力，配合建设过程中的民主管理，这样才会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效率和改善效果。
农民对建设新农村有八盼:新浪网
一盼不增加农民负担。
二盼政府财政向农村倾斜。
三盼不能再举新债。
四盼不搞“形象工程”。
五盼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
六盼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
七盼民主协商，不搞强迫命令，不包办代替。
八盼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尽快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四）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多数都在像我们这样在开会研讨，走穴培训讲课，或者在基层搞调查研究。还有的在搞行动和社会实验，例如茅老师搞的农村社区发展学校，以及温铁军在定县搞的乡村建设学院等。
六、新农村建设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理论上看，新农村建设可以增强农村对人口的吸引力，减轻城乡对劳力推拉力量的强度，有减缓城市化速度的作用。但目前我国仍处在加速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大量的城市化仍然不可避免，这一点不可置疑。劳动力转移伴随着工业化/非农化，农村的工业化有一个倾向，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实施村庄合并，低成本侵占农民的宅基地甚至耕地。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迁移容易导致村庄的空心化，致使合并村庄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必要。
（二）新农村建设的责任主体与建设主体：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提出来，具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目标，国家自然是其责任主体，应承担主要的投资责任和指导、协调、管理的责任。但是如何建设必须由农民说了算，农民是建设主体。大型设施，除了在布局的时候征求意见外，一般由政府负责；但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建设项目，例如进村道路，引水工程，村庄整治，村庄合并，新居建设，改厕改圈改能源等，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
（三）农民负担和集体债务：税费改革之前，农民的负担可以说是非常繁重的。随着减免农业税以及中小学生学杂费的免除，农民负担大为减轻。现在村庄的集体筹资酬劳项目需要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决定，理论上要想增加农民负担是很难的。但也不一定。为了新农村建设项目，上级政府可能要求基层予以配套资金，否则不给项目或者推后。此时村民有可能被迫筹资或者酬劳，增加负担。要么，村集体有可能设法借债以或者政府的项目资金，那么有可能导致集体债务的反弹。我老家村里的支书曾经到北京来找资金，因为市公路局修进村公路，要求村里配套20万元的路基费用。但村里根本拿不出来。
（四）农村综合改革：综合改革是税费改革的后续农村改革，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三项内容为主。综合改革是税费改革的必然后续步骤，因为税费改革直接导致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是从目前的政府机构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的情况看，还看不出改革如何促进新农村建设。在安徽看到的唯一亮点是各乡镇都建立了为民服务大厅和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度，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政府机构改革主要的动作在于压缩乡镇数量，压缩政府领导职数以及压缩行政机构的数量，据说可以减轻党政同时分管同一事务导致的效率降低和职责不清。除此之外，改革之后能否增强为农民服务的能力没法断定。事业单位的改革更是显得为改革而改革，完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尝试了“购买服务”的作法，但只是一种名以上的市场机制，不是真正市场机制，相当于一种变相的考核机制。各地乡镇政府大力推动合并乡镇和村庄的作法倒是显而易见。适当合并乡镇和行政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全从政府规划的角度出发来合并自然村，极有可能违背农民的意愿，降低农民的幸福感。林毅夫的一个明确观点就是新农村建设要以自然村为基础。
（五）农民权益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方式和速度：土地、房屋、宅基地、享受公共物品、乡村自治权利等。有人认为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上述权益概括起来分三类，分别是财产权的保护，自由迁徙以及自由决定自己的事务，享受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的权利。有这三项权利，农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七、主要学者扫描
（一）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率先提出新农村建设。主要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农村发展，希望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农村的“存量消费”的实现。明确声称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并行不悖。认为新农村建设必须以自然村为基础，不搞大拆大建。
（二）温铁军（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主要关注农民组织和能力建设。认为新农村建设是调整不合理、不平衡的利益结构和经济结构。重视实践和社会试验。强调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尊重农民意愿，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三）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
必须坚持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中心，不是单纯的新村庄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这两方面。
建立五个机制：一是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二是建立党政各工作部门合力、协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机制。三是通过政府引导，建立起农民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建设自己幸福家园的激励机制。四是建立引导全社会力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参与机制。五是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机制。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落实中央提出的“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
（四）张晓山（社科院农发所所长）：
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提升农民素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和工业化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形象工程”要不得。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成“我要建”；资金投入不能政府包办，财政资金应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五）韩  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政府投入起先导和主导作用，并非大包大揽，而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动农民的地，扒农民的房子，强制农民出工。土地的增值收益应该更多留给农民。财政支出结构要适当调整存量。新农村建设必须要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同步进行。
（六）马晓河（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比较侧重于具体的操作层面的问题。可以先搞试点，但是应尊重农民意愿。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应优先。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是今年政策的一大亮点。
新农村建设应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试点阶段，两年内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广扩散阶段，试点后向全国推广；三是完善阶段，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以农村软件建设为主。六项基本原则：第一，统一规划，整村推进；第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第三，以点为主，相对集中；第四，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第五，政府引导，自愿进行；第六，引路引导，示范带动
八、一些个人观点
（一）总体评价：总的来说，新农村建设是个好东东，迟早都要到来。但我个人觉得如此高调推出而且大肆宣传，有可能是牛皮吹大了，饼画得太大，不好收场。另外，好经容易念歪，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往往会变样。例如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中央的文件里都有规定，但下面往往做不到，例如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愿等。这样有一个重大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形，其中存在什么样的规律？如果有规律，是否可以根据这样的规律从基层政府的行为出发，反过来推断中央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二）撤并村庄应以行政村为单位，谨慎进行自然村的合并。这个观点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自然村是农民世代生活的基本单位，那里有他们熟悉的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强行并村意味着对他们基本权利的侵犯。我接受这个观念是因为前几年我在北京市工作时，已经有一些老专家在搞调研，研究北京到底保留多少村庄时，他们就认为应慎重并村。当时这个观念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
（三）在具体做法上，应多搞基础设施建设，少搞新村示范工程，可搞一些专项示范工程，如沼气、改厕、改水等。新村示范没有必要，因为新农村什么样估计大伙都会想象到。示范工程往往耗资巨大，而且位于位置好、条件好的村，容易造成“马太效应”。
（四）不要搞评比和考核，要基于现有财力，要有长期的阶段性规划，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容易导致增加农民负担和形成新的集体负债。我们在单位的考核好像没什么价值，但在政府工作中，考核机制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考核结果就意味着政绩，考核往往要求发展速度，忽视了能力和财力的限制。
（五）尊重村民自治和村民的自我管理。这一点也非常关键，但还往往做不到，政府往往为自己的想法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叫屈，多数是没有道理的。一旦让村民作主，可能并村也并不了，修路也修不起来。即使那样，我认为也需要耐心地和农民协商，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事，强拧的瓜不甜。此外，尊重他们的选择和权利还有利于提高已决定事项的效率，发挥农民的参与热情和责任心。例如他们可以决定优先序，即先办什么，后办什么，这是最符合他们的需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