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曾论述过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如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古斯塔夫·拉尼斯—费景汉的均衡增长理论，迈克尔·托达罗的劳动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等。由于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是基于共性的研究，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差异性，因此其理论只能是“理论之理论”，不能被某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

所直接运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很多的独特性，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中被普遍认可的一般性结论，同时也要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性。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阶段。在此阶段，农业总就业人口减少，但总产量不变，人均产量提高；第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出后的阶段。在此阶段，农业总就业人口减少，总产量同时减少，但由于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城市劳动力的人均工业产量在这两个阶段始终保持不变。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现象的描述，是在为世界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所做的理论准备。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高达80%以上，短期内消化这么庞大的农业人口，把他们从村民转变成为市民并不容易。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只是正确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中有大量劳动力剩余这种现象，他们必须转移。但这一概念无法对中国农村中大量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进行准确的描述。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都是农村中最优秀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很多人外出务工或经商，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及城镇化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他们;二是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不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剩余劳动力。应该说，城市和农村都需要这些年富力强、有知识、有头脑、有手艺的农民，但由于我国城乡差别巨大，加上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向中国转移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给我国农村中大量优秀的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目前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基本就只剩下中老年了。与其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如说是“农村优秀劳动力转移”才更符合事实。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是农村人口中的哪些人成为了农民工？他们难道都是剩余的吗？农业容不下他们吗？或者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只需要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人就能完成么？农业的现代化可以跳过产业化、公司化、组织化自然天成么？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农村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26.89岁，90%的年龄为16-61岁，78%的人集中在16-40岁年龄段，60.5%的人集中在16-30岁年龄段。由此可见，农民工基本上是一个年轻人群体，并且男性多于女性。从文化构成角度来看，转移出来的农民工的绝大多数是一群农村“高学历者”。这一方面说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有助于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中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才了。那么，农业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这的确令人担忧。从资本构成看，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并积累一定的阅历，才有可能在城市呆下去，并最终完成身份的转换。目前，农民工几乎是我国农村人口中的精英，他们年轻，有文化、有资本，本应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却成为所谓的剩余劳动力。这是由于我国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所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概念无法涵盖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全部内涵，它与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所指的个体无差别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一致的。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成为农民工仍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仍是一个农民能改变自己命运和身份的最好机会。这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有所不同。在欧洲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少工人是从手工业者转变过来的，这种转变不是一种向上的流动，而是一种向下的流动，因为当时欧洲工人的社会地位不如手工业者，只有破产的手工业者才去当工人。而中国的农民工则不同，他们来自农业劳动者阶层，而且只有其中的优秀者才有可能成为农民工，尽管农民工今天的社会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不相称，但比之农民，社会地位有所改善，身份有所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日益严重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迫使中西部落后地区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可见，农民工的大量流动事实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已成为当前中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此也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这一话语权，掩盖了我国农村优秀劳动力的主体——农民工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