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远大山区农民状况分析
[提要] 在边远大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全面了解边远大山区农民的状况，这是在边远大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前提。了解农民，就是要对现阶段农民的生存状况、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愿望状况等进行分析，进而全面完整地认识农民、掌握农民，这是以农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策略。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边远大山区  农民状况  分析

偌大一个中国，南北东西的农民由于地理、历史、人文、政治、经济等诸原因，有着许多的不同。根据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理，在边远大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全面了解边远大山区农民的状况，这是在边远大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前提。
了解农民——教育农民——帮助农民——调动农民——建设农民，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链条中，了解农民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像医生治病一样，不知病灶何以治病？只有全面完整地了解农民、真正地认识农民，才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了解农民，就是要对现阶段农民的生存状况、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欲望状况等进行分析，进而全面完整地认识农民、掌握农民，这是以农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策略。过去我们的一些问题不足和失误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了解农民、认识农民、掌握农民。主观地一厢情愿地要求农民做这做那，想当然地加给农民一系列要求和做法，终究导致成效不够甚至失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一、边远大山区农民生存状况分析
农民生存状况是整个农民状况的综合反映。生存是人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生存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根本问题。一般意义的生存主要包括住、吃、穿、行、乐这几个方面。
（一）住。边远大山区的农民居住分散，这是最大的特点。从地理分布看，80％以上的农民远离县城和乡镇，20％的农民在公路沿线；远的乡镇离县城50多公里，农民离乡镇远的有20公里左右。在一个村，组与组之间有的相距约10公里；在一个组，农户之间相距1—3公里的到处可见。要在这样分散零星居住的状况下建设新农村，足实有很大的困难。
从住房状况看，公路沿线农民的住房通过“视觉工程”建设有较大改观，城周和乡场镇上有的农民修起了自家小楼房，而在远离公路和乡场镇的广大农村，农民的住房状况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绝大多数没有什么改变：有木结构瓦房、土墙瓦房、也还有极少数的草房或木板盖的房；有年久失修、蔑穿壁漏四面通风、低矮阴暗潮湿赃乱的；有烟熏火燎、竹楼上挂满烟尘、满屋漆黑的。
从住房内的情况看，县城和乡场镇周边的农民好些，有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电视机和家俱，还有麻将；公路沿线的农民次之，电灯是全有的，部分有电视机和家俱，算是“越温脱贫”；其余广大的山上和山里的农民，在政府的努力下，绝大部分有电灯，也还有极少部分连电灯都还没有，他们还担心有了电灯给不起电费，大多数农户除了用泥土和石头垒成的灶、放不平的桌凳、粗瓷大碗及木制盆桶、铺着谷草的木棒床和搭在竹竿上的烂衣服外，没有家俱更不要说电器，也有农户“安了锅”（“违规安装”的地面卫星接收设施），有的也听说过麻将，这部分农民算是在温饱线上吧。
（二）吃。县城周边和乡场镇上的农民大部分都是吃大米饭，不再吃包谷了，偶尔吃一吃包谷粑算是“享受天然食品”；肉是三天两头有的，有的天天有。公路沿线的农民大米和包谷杂粮大约各占一半，平均起来每周一二顿有肉。山上和山里的农民以包谷粑、面面饭、洋芋、红苕等“纯天然食品”为主，逢年过节能吃上几顿米饭，自家杀的“过年猪”计划得好10天可打一次牙祭，其生活方式和质量已经保持很长时间了。
（三）穿。农民穿戴以最便利“划算”为前提。一般地讲，年岁大的农民出门能有一套稍微好些、干净些的换上就好了，所谓的“四季衣服”是不能区分的，只有所穿件数的多少而已；年轻点的农民冷热天的衣服能够区分，个别也有“西装革履”的，也不过是上街进城的“盖面菜”。农民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热天“赤身上阵”，冷天裹紧一身；热天是一件，冬天穿里边，不冷不热两件三件重起穿，根本就不分冬衣和夏衫；热了脱一件，冷了火堂边。农民受种种条件的局限，也穿不着什么，穿不了什么，能够保证勤换洗、干净利索就是好的了。
（四）行。远离公路的农民，一方面离公路远，给他们出行和运输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制约了他们的经济活动，有东西卖不成钱，没钱又买不来能够改善生产生活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必要到公路上去，女人们是不理发的，男人们大不了两三个月去赶一次场理一下发；要背出去的是些鸡蛋和公鸡之类，要背回来的大多是些盐巴衣物等不可自产的生活必须的小物品。路对山上和山里的农民生存影响是很大的，路限制了他们不敢想什么、不敢干什么。“要得富，先修路”，这是真理。现今到处都在搞“村村通公路”，虽然只能是“通到村”，很难“组组通”，但完全可以极大地缩短肩挑背磨的距离，改善山上和山里农民生存发展的境遇，其意义是重大深远的，可是仍然会有一些隔着大河大山的村和占三分之一的农民要受路之限之苦。事物不可能整齐划一，这也是正常的。
（五）乐。广大的山上和山里的农民，无所谓乐，他们除了少数能通过自家安的“锅”，三五几家地串在一起看看电视外，基本上是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的，谈不上要什么有什么娱乐和精神活动。
（六）人口质量。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一是老的，他们同祖祖辈辈一样，在山上在山里生活，没什么可改变的了。二是中的，这部分农民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守着那块土地，生儿育女，没有文化，没见过世面，下不了山，走不出山，也就守着父母尽孝心了。三是青的，他们大多数有初中半初中文化，都万分地向往“外面”，有好些都丢下父母、儿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去了。四是少的，这部分主要是正在读或者是应该读小学初中的儿童少年，有的还是“留守儿童”。总之，边远大山区农村人口构成主要是老中少，缺少有开拓精神的年青人，整体上是素质低、进取精神不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强、多数都抱守陈规陋习，新农村建设在边远大山区遇到了主体弱化的困难。
二、边远大山区农民经济状况分析
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民的支持扶助力度，各种扶助农民政策的落实，增加了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但是，边远大山区的农民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
（一）经济收入状况。要看农民的经济状况，主要地应该看现金收入，用“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是不科学的。在不同的地区，农民的现金收入内容和数量状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大致有以下三种状况：
一是山上和山里的农民。约占70％，他们一年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几只鸡、好的有二三百个鸡蛋、一条肥猪和少量茶叶等可变现的农副土特产品，其收入要满足一家人一年的穿戴、生产用种子化肥农药、生疮害病、子女入学、走亲访友、红白喜事、逢年过节等开销，显得格外紧巴，一旦出现大灾大病大学大事，则是哭天无路。这部分农民粮食基本够吃，即使是欠缺一点，他们可以用“洋芋”之类的早熟“小春”粮来弥补，由于没有钱是不会在市场上买大米吃的。
二是离主要公路较近的农民。约占20％，他们文化素质总体上稍高一些，接触外面的事多些，惠及改革开放成果和优惠政策多些，除一般的家禽、牲畜变现外，他们的茶叶水果等农副土特产品也要多些，经济收入比较宽裕，有的还有上万元的存款。
三是公路沿线、乡场镇、专业户（村）、乡镇和县城周边的农民。他们直接“惠及”便利交通和各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的成果和“参观点”、公路边的“视觉效应”，除一般家禽牲畜能变现之外，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收入来源丰富了许多，如较大规模发展水果、茶叶、蔬菜等，发展猪、兔养殖业，开门店做生意、进城镇务工、做转手买卖、跑运输、包工程、用土地征用补偿金投资经营，等等。这部分农民最多占10％，他们总能靠公路、场镇和县城找钱，经济宽松一些，家庭财产基本齐全，生活“过得去”。
（二）现金来源状况。
一是农产品变现弱化以至消失。在“天保工程”前，广大农民或多或少地还能有包谷、豆子（黄豆）、油菜、花生、芝麻等变卖，平坝地区的部分农民还能出售少量大米。“退耕还林（草）”以后，即使是有优良品种的推广，但粮食作物上市量几乎没有了，酒厂们均外调包谷，远至黑龙江省；油料等经济作物上市量也下降了不少。
二是家禽牲畜变现能力徘徊不前。小家禽在最近十多年以来除城周和乡场镇上的农民很少饲养外，其他农户的饲养方式和饲养规模在30年内没有什么变化。猪是农民变现的主要来源，从畜牧部门统计的“年出栏数”看，数字还是不小的，事实上除了仔猪宰杀和养猪专业户半专业户，一般农户一年也不过出售1至2只肥猪。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公路沿线和低海拔平坝地区的农民养猪的积极性较高，有的农户年可出栏肥猪三五只、十只、八只的。牛、羊在边远大山区本应是有很大养殖前途的，二三十年来，尽管政府实施了许多“项目”和“工程”，扶持了很多资金，但并没有发现农民在畜牧业上获得多少收入，有一些，也是极少数的农户。牛（黄牛-菜牛）在彝区有很少量的出售，汉区是基本上没有的。羊，在经过“天保”“天草”工程近十年来，本应有大的发展，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传统的放养、拴养方式（圈养已宣告失败），在二半山高山和彝区，部分农户养了三五几只，极少数有三五几十只的。在边远大山区没有形成常年消费牛羊肉的习惯，没有牛羊销售市场，没有牛羊肉加工企业，更不要说是“龙头企业”，没有产业化、产业链的影子，政府虽然是把畜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但还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经济收入。
三是以茶叶为主的农副土特产变现能力增强。在政府的大力号召和扶持下，茶叶发展是空前的，每户农民都有数量不等的茶园，茶叶成为农民增加现金收入的主要产品，但茶叶生产严重与农作物生产和水果销售争劳力，致使大量茶叶又不能及时采摘变现。其他“林”产品，似乎只有竹林，政府在号召大量种竹，也听说有耗竹的企业，说是有几十万亩，但是在主要的公路沿线都没见多少，有一些，也有农民在卖竹，可以肯定其收入是很少的。此外，水果在近十来年有长足发展，公路沿线有少数农民水果年收入可达上万至数万元。从总体上看，靠茶叶、水果致富了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农民仅仅是在以茶叶为主的农副土特产品上获得了较之十几年前有较大的现金收入，也不过是解决了日常必需的开支，要使现金收入能够满足“富足”的生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四是非农现金收入增加。一些农民在有组织和无组织状态下向城市和非农行业转移，他们或在就近的县城，或走向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既满足了“向往外面”的心理欲望，又为山里的农民增加了现金收入，有的还因此而改变了生存、生产、生活的状况或命运。
（三）劳动就业状况。当今，现代科技进步，尤其是良种、良法、良药的推广使用，农民种地不用翻地、不用除草了，种下去撒点农药和化肥就等着收成，极大地减轻了农民劳动强度和劳动力人数；同时，“天保工程”的实施，部分土地退耕还林、还草，减少了耕地，也减少了劳动力人数。农民也遇到了严重的就业问题：
一是高山上和大山深处的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但靠土地又难以“奔富裕”，只能满足基本的生存、生产和生活。他们在闲暇中也想发展，但都苦于无门路、无资金、无技术等状况，想干干不成，做也做不了，只得听天由命。
二是二半山和沿河平坝地区的农民，他们有能力有技术在土地上发展，但又受到土地上多种权益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各家各户土地零星分散，邻近关系难处等，再加上市场因素，以及农民特有的无组织纪律性、自私自利性等，很难使某一经济建设项目走向集约化、产业化、规模化，因而农民的发展道路是举步维艰的。
三是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素质低，劳动竞争力差，他们进城以后所从事的工种是最坏的，条件是最差的，环境是最艰苦的，待遇薪酬是最低的，还会遇到诸多歧视和维护自身权益上的困难，因而外出农民走上的就业之路也是十分艰辛的。
三、边远大山区农民政治状况分析
由于农民的历史、特性和地位状况，农民的政治作用和地位是弱化的，边远大山区的农民更是如此。
农民虽然有革命性，但他们具有无组织纪律性、不团结性和易瓦解性，很难形成一股力量把“革命”进行下去。农民天生的一些特点，如自私、嫉妒、愚昧、不团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使农民在某种社会活动中往往是生怕伤害了自己的利益而自顾不暇，生怕别人比自己享有更多的好处而妒贤嫉能，还往往是容易道听途说，容易上当受骗，容易分化瓦解，进而使既定的某种活动半途而废。过去一段时间在农村推行的许多支农扶农“工程”、“项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走向失败。
农民虽然享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利，但他们目光短浅，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又都是自暴自弃、自甘落后。要说参与国家管理，农民本身不具备这个资格、条件和能力，是天然的不可能。因此，他们对什么代表、选举、民主、政治，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懂、不会、不行，不要说不愿意，就是愿意行使什么政治权利也不知如何行使，所以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本身就处于“你说是灯他就添油，你说是庙他就磕头”的境况，伤不了大节。
农民虽然是农村自治的主体，但他们“空手套白狼”，无权无责无利无所谓。边远大山区的农村，无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分，“村务公开”也无实际意义。在农村没有税收、没有摊派、没有提留，所有的“村务”无非是分配政府派下来的补助钱粮、发展项目、发展资金，这些又都往往是由县级相关部门直接负责到底的，村上组织只是协助落实而已，没有什么好“公开”和“民主”的，到处都有“村务公开”栏，除了公布计划生育相关数字外，没什么好公开的，也都只是“黑板”一块。再说“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吧，农民们都各进各的门，各敬各的神，各做各的事，各找各的钱，“各自”拨动着时间年轮，走向未来……对农民来说“三自”、“四自”也都无关紧要。
再看村上的组织吧，政治性的党团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在经济活跃的地方还能显示，而在经济贫穷落后的偏远地方并无多声息。村委会是政权性组织，也就那几个人的事。一些“协会”除极少数地方的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协会”倒还能起点“组织”作用外，也不过是有名无实。在这些“组织”中，似乎反映不出什么农民政治来。农民政治就是饱暖，农民饱暖了是不会“起义”的。
四、边远大山区农民文化状况分析
农民文化状况，既反映农民的生存、生产、生活的质量，又折射着当地经济、政治、社会的状况。边远大山区农民的文化状况从总体上看是贫乏落后的。
（一）受教育程度低。说农民素质差，主要是说农民受教育时间短、文化程度低导致其生存发展的各种技能差。边远大山区的农民受教育状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仍然生活在高山上大山里的农民绝大部分都是文盲，有少部分小学生和极少数初中生，高中生几乎是没有的，而这些小学生基本上都是本地代课教师、民办教师教出来的，由于教育资源和教师质量差，与县城及周边的小学生相比，其实际受教育程度要大打折扣。这些地方屈指可数的初中生，也大多数是上过初中或由于小学基础差上初中后成绩也很差的，无非是“初中的牌子，小学的底子”。在这些地方有稍微好点的初中生都早已离土离乡了。二是二半山、沿公路、沿河平坝地区，实实在在地耕作在土地上的农民也都基本上是文盲或是读过小学或读过初中的，但是岁月和家境的磨砺早也把他们那点文化消磨耗得差不多了。那些年轻的初中生和极少数的高中生，他们多数已是不种地的农民了。三是县城周边和乡场镇周边的农民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普遍地要高些，初中以上文化可能要占到20％，但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壮年农民大多数已是半农半非农了。
（二）文化活动贫乏。在县城边上有农民在有的春节期间搞过一二个“拜年牛灯”（讨钱），个别乡镇上有农民偶尔搞过“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在彝区有干部职工和农民一起在每年的“六一节”、“建军节”搞一次文娱性的活动，除此之外，农民没有文化娱乐活动。从大山里到山外、到乡场镇、到县城周边，农民的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内容和方式，主要有：1、在自家呆着，永不停息地做农活杂活；2、闲暇时串门摆龙门阵、吹牛闲聊；3、在自家或别人家看电视；4、看光碟；5、打扑克字牌；6、搓麻将（下棋的基本没有）；7、上街瞎混；8、看书报学习等，并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好转依次递增；而在人数上依次递减。反之，则在内容和方式上依次递减，人数上依次递增。
（三）文化设施建设基本上是空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少数乡建立了“文化站”，也主要是放一放电影，电影被电视取代后，乡文化站作废。上世纪末，在上级要求下，许多村上搞了“文化室”（大多数就是在某村干部家门上挂一个本牌子），根本就没有文化性活动。在农村，“文化活动”的场所是农户家和院坝，根本不存在文化设施建设。县上机关单位在农村搞了诸多的“联创”、“赠予”活动，但对广大农村文化建设是没有什么作用和效果的。值得一提的是，对农村文化建设活动起了重大作用的是“电视村村通工程”，解决了县城周边和乡场镇及其周边部分农村收看有线电视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府是投了资的，而在大山里的农民仍然是靠着自费“违规安装地面接收实施”来解决看电视的问题，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还有相当部分农民不能“安锅”，他们主要是在晚上或闲暇时到附近农民家去看电视，总之，电视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
五、边远大山区农民思想状况分析
边远大山区的农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原始族群繁衍扩散，这部分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如彝族。二是外地迁徙，有“湖广填四川”的，有做货郎生意流入定居的，这部分主要是汉族；也有最近20几年由姻亲家庭联系迁入的，如苗族。他们都在山上在山里住了几代、十几代，甚至更久了，受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多因素的影响，养成了山一样不容易改变的性格和意识。
一是小农意识。边远大山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因此，历史上主要是以“自耕农”为主。先辈们在大山里转游，选择了土地肥沃、地势平缓、水源方便的地方开荒种地，筑屋而居，生存繁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获得必需的劳动工具、衣物和盐外，他们不和外界交流，养成了封闭的、保守禁锢的思想。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况下，不可能造就进取精神，只能是墨守成规，安于艰辛贫困温饱的现状。这样的思想意识是上百年经济文化烙上的印记，没有特别的“运动”是难以改变的。
二是嫉妒心强。嫉妒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天然地有嫉妒心，只是在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素养下产生的结果有所不同，或幸灾乐祸，或心生仇恨，或同情怜悯，或仰慕推崇。农民普遍地存在“愿人穷不愿人富”、“恨人有笑人无”的思想，你富了他会远离你，给你“不配合”，抵毁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想发展，我偏不让你发展”；你穷了，他反倒看你笑话，乐了：“怎么样？我比你强吧！”羡慕生嫉妒，嫉妒生仇恨。长期以来，农民都羡慕居民没有日晒雨淋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城里、街上一切都好，以至于轻易地就听信了 “门徒会”、“灵灵教”、“观音法门”、“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宣传。这样的思想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心理障碍。
三是懒惰依赖。边远大山区的农民在长期是现在仍然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靠天吃饭，靠宽广的土地吃饭，也是很容易解决温饱问题的，加上他们天然的吃苦耐劳精神，冷一点饿一点也是不会过多计较，养成了懒惰精神。再加上当今党和政府对有冷有饿的农民关怀备至，总会给他们拨款扶助，“穷就穷到底，政府好扶持你”，农民们学会了“等、靠、要”。农民们在等待着政府的扶持项目、扶持资金、发放现金；他们靠在党和政府的身上，靠在“联系单位”身上，靠帮扶脱贫致富；他们也学会了向别人“要”，争穷造穷骗穷的事例并不少见。国家对农民在不断地支持，各种“支农”，“天保”后的发粮发钱、种地还要从“暗补”到“明补”（发粮食、发现金不会长期发下去吧？下一步是不是又该“开荒种地”了呀？农民总该自己种地吃饭吧？），农民不交皇粮国税等，也都间接地培养了农民的惰性。
四是迷信无知。边远大山区的农民受不到先进文化的熏陶，文化落后，在农民身上反映出无知是自然的。他们听信的是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鬼神、上天、教会之说，他们不懂得现代的法律和制度，不知道和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逆来顺受。他们生存条件的恶劣和生活质量的低下，使他们极易相信鬼神能给他们福祉；他们相信草纸和钱放在一起就能变出钱来；他们相信上天管束着他们的今生与来世，把享有富裕美好的生活寄托在神灵、上苍和教会上，极容易接受邪教组织如“观音法门”、“门徒会”、“灵灵教”、“主神教”、“法轮功”等的宣传，相信邪教的法轮能够转换他们的贫富，从而积极地参加到邪教中去，这些都是迷信、邪教组织在农村屡杜不绝的重要原因。在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即使是先进的经济思想也很难渗透。
（五）自私自利。农民自古以来就不是得利者，他们生怕再失利，是天生的利已心义者，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愿意损伤自己认为的利益。他们对办集体公益事业不积极、不主动、尽量躲闪避让；他们对待各种“协会”既怕自己失了利，又怕别人得了利；他们只见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要眼下能得钱，不管今后多挣钱：昨天政府给他扶持的种山羊，今天他就拿到市场上卖成现钱了；他们爱贪小便利，贪到小利又吃了大亏；他们道德意识淡薄，并不把什么有毒有害的农药化肥放在心上，常常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缺斤少两，“整到城里人了”他们会十分高兴、津津乐道、沾沾自喜；他们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落后，尤其是不讲卫生，随地吐痰，随意丢放垃圾，乱堆乱放衣物和生产生活用品等。
所有这些，给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六、边远大山区农民愿望状况分析
人的愿望依据其所在的地理区位及其经济状况、政治影响、文化素养和社会纷围等条件的不同而其质量有所不同。边远大山区的农民从大山深处、沿河谷、沿公路到乡场镇，再到县城边上，农民们依次有如下强烈不同的愿望。
（一）希望老有所养。“养儿防老，结谷防鸡”，这是老农民的传统理念。大山里的农民遵循着祖宗“养老送终”的训导，把老有所养看得很重，他们生怕无后人，老了无人养，把好一点的生活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年岁越大的农民越是对计划生育有抵触，他们的愿望是老来身边有儿有女，吃穿不愁。
（二）希望读书出息。从“工农兵上大学”起，一些农民开始知道了读书能够有出息，他们看到城里人不受日晒雨淋，还有工作工资，穿得光亮，吃得匀净，开始做“读书出息”梦：读书——“脱农皮”——进城去——不受日晒雨淋——按月领现钱。殊不知，梦越做越多，苦越受越多。因为是农民，地理区位条件不好：上学太远、学校太差、教师太丿（孬）、费用太高、成绩太差、高考太难，一系列的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辍学、不学。最后得出最低愿望：“能识几个字，会算帐，不受人欺负就算了”。有些农民仍不死心，死命地要子女读书，以为读了书就不受穷，结果是越读越穷；不上大学没有穷，考上大学立即穷。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农村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给农民子女读书减轻了很大负担。
（三）希望免灾祛病。农民更怕灾病。为了免灾祛病，农民没有别的办法，“撵鬼”、“献菩萨”、“跳端公”、“打整”，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迷信活动，祈求祷告天地神灵能够保佑他们平安不病。然而，天灾难说，病却是一定要生的。在农村，农民是“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医不起了再从医院抬回来”。在选择医疗上，农民大多数因为没文化没见识，人多楼高的地方就犯迷糊。在大医院（县），挂号、找医生、看病、化验、透视、各种各样的检查、算帐、交钱、领药、打针、住院……他们不知怎么办好，因而都愿意选择路边上医生，从进到出“一站式服务”，农民图的是简便，但往往是由于小店医疗质量不高，或者是黑店Y医生，小病往往医成了大病。再则是“黄金有价药无价”，农民一般是进不起“大医院”的，“住上一次院，全家干一年”，农民不敢生病，生不起病，“一人生病，全家不宁”，“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天神保不了农民灾病，党和政府正在努力农村“医保”，农民就医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四）希望减轻劳累。农民最怨恨的是劳累：脸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爬山涉水、肩挑背磨、含辛茹苦，他们希望减轻劳累，轻松一点地生存、生产和生活。然而，农民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生存方式，脱离不了劳累的：生存在山上在山里，庄稼要种下去收成回来，山货要运出去换回所需的物品，不可能有完全的机械化、现代化，体力是一定要出的。倒是可以千方百计地减轻劳累的程度，如搞“村村通公路”、科技种地等。问题也出来了：“讨口三年官都不想当”，“挨些饿得些坐”，在“天保”和各种扶持“项目”及“多予少取”的政策下，有些农民轻松了，地不耕了，田不种了，会了麻将，会了“拿来主义”，惠及着“等、靠、要”的成果，减轻着劳和累，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五）希望走出大山。大山里的农民都厌倦大山怀恨大山了，他们向往“外边城市里头好”。年岁大无文化的无可奈何地在山里呆着，何况迁徙不是随便可以的事；年轻一点有个小学初中半初中文化的他们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往外冲，“无论如何都要出去看看，要到‘大地方’去转转，不管那么多”，有组织的，无组织的，都要出去。农民说“要饭都到城里去要”，大学生说“讨口都不回××去”。他们在省内外的县城、市城、省城干着一切赃活、累活、重活、所有城里人不做或不愿意做的活，揣着对山里父母子女的牵挂，忍着来自不同角度带有鄙视的眼光，沐着城里灯红酒绿的光景，受着繁华喧嚣和漂泊流离的振荡，干着、忍着、漂着、活着……
（六）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生活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为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史，提高生活水平是人的基本欲望和根本追求，只是受到各种具体条件的制约而使这种愿望强烈不一。边远大山区的农民虽然所处条件不同，但也希望有更好更宽裕富足的生活。一是提高吃穿用的质量水平，增加具有现代色彩的美味、服装和家俱、家用电器等生活消费品。二是改善住房条件、饮用水条件，优化居住环境。三是改变交通条件，改善体力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成效。四是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消费条件，要能买得起、买得到；也要能卖得出、卖得好。五是提高文化生活水平，有病能治，吃得起药，住得起院。六是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社会治安好、安静的生活有保障。这些也正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涵。
（七）希望能挣大钱。谁都想挣大钱，但不是谁都能挣得到钱的。挣钱的愿望随居住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众人行为（如在一个地方大家都种水果茶叶、大家都外出打工）等状况而强烈或淡化。农民挣钱的情况大体上是三种：第一种是找不到钱的。他们离集市远，没什么东西可出卖，即使有又不会卖，他们“不好意思”在集市上给人家讨价还价，“讲不来价”，“又怕人家（工商城管）撵来撵去”，家里有产品变不成钱，说：“找不到钱算了”。这大多数是男农民，也有女农民。第二种是小钱看不起，大钱找不到的。“远走不如近拿抓”，有些农民守着土地就近一年也能挣个八千上万的（那基本上是纯现金收入），但要晒太阳、淋雨、出体力、出汗水，他们不想挣“肩挑背磨的钱”、“日晒雨淋的钱”，总是想去找“轻松的钱”，那怕是少挣点能混口饭就行，总想一夜暴富，以至于上了传销的当、受了坑蒙的骗。第三种是会找钱的。有些农民靠勤奋和先进思想找钱，坚持不懈地搞养殖、种水果、种茶叶、种蔬菜，千方百计地要在土地上种点什么来卖，他们总能挣到钱，有的还致了富，这部分农民一般离县城15公里以内；有些远走他乡“打工”挣钱，他们辗转各地，有的也能挣钱回来；还有部分县城和乡场镇周边的农民他们开门店做生意、赶溜溜场、做转手买卖、踩三轮车、到镇上或城里做劳务等，总能靠着“城市”找钱，有的还修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总之，边远大山区农民的状况十分复杂，很难详尽地论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使命，必须全面、细致、深刻地了解农民状况，有针对性的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调动农民，变“要我建设新农村”为“我要建设新农村”，只有把农民这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否则会付出沉重沉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