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程度低，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它在生产力的布局、价值的决定与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竞争的内容与形式、物质利益的分配与实现等各方面，都与工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别。准确认识和正确运用农业经济规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依靠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决不是靠简单的“一刀切”所能解决的问题。认识上的失误会使操作走样，造成不良后果。建国初期，政策的成功实质上是正确运用经济规律的胜利。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经济的损害，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 

第三，农业政策是农民群众集体意志的“代言人”。 

只有扎根于群众的政策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并且迅速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1945年，毛泽东同志曾经积24年历史经验告诫全党：“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脱离群众的。”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农村改革，正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党的指导。”中国农民欢呼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因为改革符合了他们的内在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发展首先靠政策，实际上是靠了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农业政策是农业科技发展的“动力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生产力已经解放、先进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条件下，政策是科技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我国农村，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劳动分散，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农业自身积累少。在这种现实面前，如果单纯依靠农民自发地搞科研，是达不到理想效果的，国家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建国初至1957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逐步建立起农业科研体系，在农业的各个领域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大跃进”中，政策上片面地讲“干劲”，不重视科学。“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把7.5亿农民和7500个农业科技人员对立起来，提出“依靠七亿五，还是依靠七千五”的极左口号，否定专业研究，使整个农业科研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党的政策大力扶持，农村科研又呈现繁荣景象。 

第五，农业政策是农业投入的“保护神”。 

农业投入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保证。现阶段，我国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还严重存在。因而在农村水利、交通、气象、农田基本建设，农用生产资料等方面不能光靠农村为数甚少的自身积累，国家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以工业积累支援农业大型建设。多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额一直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家决定投入78亿元从1992年起在25个省、市、自治区实施治沙1亿亩的生态工程；从1988年起，每年拨款8000万元，和地方配套资金投入相结合，对苏北地区实施大规模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在水利建设投资成就巨大，每年净增长农田灌溉面积600万亩的基础上，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等与农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工程又被列入我国跨世纪特大型骨干工程项目……。所有这些，都是政策直接作用的结果。没有农业投入作保证，就不会有我国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三） 

我国农业经济建设的总政策已经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它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这个总政策指导下，我们还应当根据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制定和完善各项具体政策。当前，农业政策上应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扩大农业规模经营问题。 

我国农业经济的现状之一是经营规模小，平均每户只有半公顷耕地，它制约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90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农业要有第二次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壮大集体经济。 

当前，农村中扩大规模经营的条件正在逐步具备。一是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正迅速发展，一大批农业劳动力基本上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有着转让土地经营权的愿望；二是农业机械化已达到一定程度，过去那种“牛拉肩挑”的耕作方式大部分已被机械力所代替；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逐渐增强，对规模经营进行物质、技术、经营各方面管理的能力不断提高；四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有可能对规模经营实施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服务；五是农业经营能手不断涌现，他们能够适应市场机制的需要，当好规模经营的把舵人。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政策逐步引导农民自愿地因地制宜地走以市场为中心的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子。按照经济规律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目前，我国粮食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均超过70％。适度的规模经营能促使农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而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农村各方面工作的全面发展。 

第二，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问题。 

我国要用占世界7％的耕地，不到7％的森林，3％的草原养活世界21％的人口。它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广种薄收的路子，必须提高土地利用率，注重农业产品结构的合理性，把农业经济纳入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轨道。为实现这一目标，政策措施可以考虑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向农业的广度拓展。这首先要求我们从大农业的角度，农、林、牧、副、渔统一部署，从整体上搞好农业劳动的分工分业，使人尽其才，协调配合，努力发挥地区优势，逐渐形成区域特色，使各种农业资源充分利用，各地潜在资源不断开发。引导一部分劳动力从传统的种植业中分离出来，推动农村多种经营事业的蓬勃稳定发展。 

二是向农业的深度延伸。这方面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潜力很大。我们应当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高效益为目标，大力鼓励那些名、优、特、新的高产值农业产品的发展。同时重视开发那些可以多次加工多次增值的农业系列产品，用增加附加值的方法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坚持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则是农业纵深行的基本保证。 

第三，粮食产供销的宏观调控问题。 

我国粮食生产有两大特征：一是粮食产量比较稳定，年度之间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粮食生产自给率高、商品率低，按耕地算，50％以上的耕地是搞自给性生产的。由于这两个特点，使我国粮食市场产生出这样的状况：粮食产量波动5％左右，粮食市场价格则波动20％左右。粮食增产时，城市居民由于粮价下跌而得益甚多，而农民则得益甚少甚至比往年下降；粮食减产时，城市居民由于粮食市场价格大涨而损失很大，而农民反而较之往年不受损失甚至收益更多。1993年前后的粮食市场波动，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这种现象使我们在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上不宜无限制地放开粮食市场，否则容易引起市场经济的非正常波动和社会动荡。为了保证粮食产供销的健康运行，我们应当加强和完善国家粮食专储制度；长期坚持国家在价格合理、公开的前提下对粮食的合同定购；粮食产供销的调节基金应逐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