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政策具有调节农村生产关系、自觉运用农业经济规律、维护农民整体的长远利益、促进科技发展等多重作用。当前，应当加强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业宏观调控、提高农民收入等政策研究，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关键词 农业政策重要性 发展研究 

新中国的农业经济建设是以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后性、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要使中国农业迅速进入现代农业的运行轨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其中政策处于首要地位。 

（一） 

回顾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 

1950年，国家颁布《土地改革法》，根据形势的发展对1947年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作了重大修改：第一，对富农由征收多余土地财产改为保留富农经济；第二，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只要未超过当地人均占有土地的一倍，可不征收；第三，对地主，除没收他们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之外，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第四，城市郊区土改后没收的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同时，对少数民族、华侨等特殊土地问题，作出了比较灵活的规定。 

符合当时实际国情的正确政策受到舆论的一致拥护，迅速促成了农村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不但使土改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彻底，而且保证了农业生产在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有了很大的增长。1950年至1952年，农业总产值各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7.8％、9.4％、15.2％。这是世界农业经济史上的奇迹。 

1953年，国家开始通过政策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道路。当时采取“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为原则。同时规定不得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经济则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即把消灭剥削阶级同改造剥削分子结合起来。而国家则在技术、财政、经营管理、产销服务等多方面给农业合作化有力的支持。 

这些政策措施完全符合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成了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拿1957年与1952年相比较，粮食产量增长19％，棉花产量增长26％，分别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33％、93％。同时，5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亩，农用拖拉机增长12.3倍，生猪存栏数增长62.3％，水产总量增长87％，水利、林业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党果断地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逐步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还土地使用权和生产经营管理权于农民，这一政策使农民群众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迸发了出来，使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再次形成高潮，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魔术般”奇迹。农村改革开放16年，我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长到1994年的44450万吨；棉花由216.7万吨增长到425万吨；油料由521.8万吨增长到1984万吨；猪牛羊肉由856.3万吨增加到3670万吨；水产品由466万吨增长到2098万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全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们也尝过政策失误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苦果。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顾客观实际可能，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的产物。这次政策失误导致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537亿元下降为1960年的41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降幅22.7％。同期，粮食产量下降26.4％，总产量还低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产量下降35.2％，油料产量下降54.8％，生猪存栏数下降43.6％。农业经济的倒退当然与严重的自然灾害有关，但从根本上说，问题还是出在“左”的政策上，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2亿亩，粮食减产200—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400亿斤，这个数字虽然不小，但在全国粮食减产总数中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大量调用农村青年劳动力，一平二调、高征购（从1957年至1960年，粮食征购占产量比重由24.6％增加到35.6％）等措施，违背了农业经济发展规律，导致了实践中的事与愿违。尽管国家用于农业投入的资金由1957年的12.7亿元增加到1960年的49.9亿元，占全国经济建设投资比重由9.2％上升到13％，拖拉机、化肥等支农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工业建设发展过快过急，严重地挤了农业。1957年，我国工业与农业产值比重为5.7：4.3，1960年变为8：2。农业经济的削弱迅速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性困难。 

（二） 

政策在新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处于首当其冲的重要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政策是农村生产关系的“调节器”。 

中国革命的成功打破了旧的农村生产关系，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但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之后，其内部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需要随生产力运动和农村综合状况的变化而调整、完善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政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生产关系的三要素而明显地体现出来。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要通过政策给予界定并上升为法律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否分离、怎样分离、分离的程度等也必须通过政策给予界定。其次，农民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要受到政策的调整和制约。在过去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中，农民之间的生产地位虽然平等，但他们是一种“劳动竞赛”关系，都是集体单位中的单纯劳动分子。现阶段，农民责、权、利集于一身，是生产经营的主持人。农民的生产地位仍然平等，而相互关系却是“市场竞争”关系。再次，农业产品的分配形式也必然在政策引导的范围内进行。集权管理政策导致类似计时工资的按潜在劳动分配，因而“工分”是农民的“生命线”。生产责任制强调的是类似计件工资的按凝结劳动分配，因而经济效益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由“想千分”到“想千斤”的思想变化，正是改革政策导向的结果。 

第二，农业政策是农业经济规律的“操作员”。 

与其他经济规律一样，农业经济规律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为发展农业经济服务。农业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农业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如果把农业经济规律比作是一台性能复杂的高级计算机，那么，政策就是认识和掌握这台计算机的原理和功能，并运用它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操作员。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差异大，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