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安阳市殷都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南沉
一、新的“剪刀差”对农村资源的掠夺是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真正的、现时的、带有根源性的原因，是现行政策以及所形成的经济环境造成了新的“剪刀差”（土地、资源、劳动力、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剪刀差”，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这些弊政是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全方位的索取和侵占，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体制性根源。比如： 近十年中，我国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占据农地约８０００万亩，其中形成的差价按现行价格算约有１０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现行的金融政策，把从农村吸纳的储蓄中的大部分（每年约５０００亿元）都投资到城市去了，这是对农村的“抽血”。
多年来，国家财政对占２／３的农村基本建设投资，仅占总额的１／４，而对占１／３的城市投资则占总额的３／４。
可见，只有从解决新的“剪刀差”问题入手，让农村经济从体制上形成一个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环境，才能激发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力，才能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民自己的事情，才能按照农村自身的经济发展规律顺利实施。
如果不从经济体制、生产关系上转变城市对农村的侵占和剥夺，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农村自身蕴涵的巨大生产力。如果不从人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的变革，只在投入、技术等物的方面追求生产发展，不会是真正的发展，而只能是旧的生产关系下的低效增长。
中央及各级政府推出的财政向农业倾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固然是积极的，但要防止过多的依赖变成消极的等靠要，在对基层、对群众宣传、引导过程中，要鲜明地倡导丢掉幻想，主动创造。
二、树立观念，掌握原则，明确新农村建设的主攻方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针对上述问题及成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扭转传统观念和模糊认识，树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观念，并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
（一）家庭承包经营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这为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迈向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家庭承包经营制难以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耗尽了农村潜在的生产力积极因素，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羁绊。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等同于小农经济。
因此，我们说生产责任制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已经完结，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一要继续坚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性质不变；二要继续坚持经营权承包到户不变；三要改变现存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方式。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建立“农民协会”的方式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
（二）“双层经营”的新概念
“大包干”责任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还可以有另一种新的概念，就是承包者（农户）和“农民协会”两个层面。
“农民协会”是产权明晰前提下的平等的、自愿的、主体资格间的民主联合。这种联合方式保证了农民经营权不变，也就保证了产权明晰，保证了农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我们应该着力提倡的。
（三）我们需要哪种“集约化”
自身利益的取向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都显示出，农业集约化经营是对小农经济的革命。但在集约化途径上存在着观念上的混乱和错误的选择。
我们提倡的集约化，就中国大多数农村来说，主要是指在分散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作，形成经营自主权的自由联合，具体形式就是各式各样的“农民协会”，或者叫做“合作经济组织”。
（四）行政职能转变的方向
政府是政策的出台者和监督者、服务者，而不能是政策的具体落实者，很多事应交由民间或引导民间去办。
村委会是自治组织，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主体，应与经济活动适当脱离，建立项目承包制。防止其既是组织者，又是出资者；既是实施者，又是监督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要真正实现群众的事，群众办，以民主的方式决策和选择，“农民协会”应该成为农村民主政治的“细胞”，农村社会中很多经济活动、社区活动、政治活动，都可以在“村两委”领导下，由各类“农协”来具体落实。
（五）让农民“经营”自己的土地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方针。
因此，现在应该大声疾呼：政府不能再拿农民的土地去“经营城市”了！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就要让农民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自己经营自己的土地，按照市场价格用土地资源换资本、用土地吸纳社会资金的投入。出让土地搞工商业时，让农民以入股的办法，以土地作为投资，分享工业、商业发展成果（同时也能减少工、商业投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城市工商业对农村的侵占和剥夺。
三、兴利除弊，强基固本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大部分农民离土进城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
户均耕地从１９８１年的１０．７亩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７．１亩。２００４年人均收入２９３６元，来自农业１２６３元，占４３％。人均消费２１８４元，农业收入占消费的５８％，农业副业化已经成为现实，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农户生存了。
要想富裕农民就要组织农民，要组织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分化农民。具体途径：敞开城门，降低进城定居门槛，加快土地流转兼并，扩大经营规模，把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市民。一是取消政府保护，让价值规律去分化农民；二是用土地换社保、换住房。
（二）建立农民协会，抵御各方盘剥
“农民协会”这种崭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是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现实途径：一是可大大提高农业规模经营和生产率水平，有效增加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农民收入；二是有利于农产品的标准化、专业化、区域化、集约化生产；三是创造农民就业机会；四是成为农民真正的代言人，有利于农民的直接利益表达，提高农民的政治谈判能力，切实成为农村民主政治的细胞。成为培育新型农民的大学校。
（三）完善民间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管理方面的民间组织，包括村务监事会、财务监督小组、建设监督小组、红白理事会等。兴趣爱好、倡导义工方面的群众组织，比如成立体育小组、读书小组、扶贫帮困小组、禁赌禁邪教协会等。这两类民间组织是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参与村务和社会活动，是农民从孤立、封闭、保守，走向现代、开放、文明的必要训练途径。
（四）政府给予资助，自己动手建设
建设新农村，不能只靠财政、靠政府，农民是建设的主体，社会各层面都可以是投入的主体。
１．需政府资助，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的社会事业。生活方面的，如私立学校、幼儿园、浴池、健身园（包括图书室）、卫生室（包括计生服务）、公交客运站、连锁超市等。生产方面的，如设施农业、大型农机购买、农田整治、农村饮水、电力通讯等。这些方面，国家已有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但关键是农民没有组织起来。要在成立协会的基础上，进行与市场接轨的经营。
２．需政府引导，村民自己动手干的消费项目。如搞规划，清垃圾、清路障，改厕、改水、改灶，修路、排水沟、垃圾池、绿化带，建学校等。
３．需政府资助，对外承包的公共服务。如农技服务、农机服务、水利服务、社区服务、消防服务、环卫保洁、养护道路、绿化美化、治安巡逻等方面。政府应着力培育一系列的民间组织，将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交给中标的民间组织来完成，并向其支付服务费用。
（五）国家政策引导，社会融资发展
１．农业生产经营方面
对各类农协，要进行扶持，应作为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大力宣传其重大意义；二要培训一些有头脑、有文化的骨干；三要制定和规范运行法则，确保民主管理的性质；四要给予税费减免、信贷优惠、以奖代补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五要给予法律的援助和服务；六要给予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软硬件支撑。
对种植基地，要提供技术培训、良种供应、统一防治病虫害以及稳定的产品销路，但投资主体仍然是农民。
对龙头企业，要通过给予优先解决场地、减免各种税费、提供交通能源等方面的便利，同时要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防止龙头企业与农户单方面毁约，尽可能抑制其弊端。
对大型工厂式农业、示范园区，要着力培育，发挥基地作用。一要靠民间投资；二要靠政府扶持，扶持力度与他们发挥的作用挂钩。
２．以工补农方面
价格补贴。把农产品价格提到与工业品价格、价值比相近的位置，保留因生产率高所形成的价格优势，刺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税收减负。对于农副产品加工、经营环节要进一步减轻税负，尤其对农民协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要特殊对待、强力扶持。贷款优惠和贴息。通过国家补贴、银行让利、财政担保等形式，促进农村放贷。积极推进农村民间信贷和担保中介，尽量减少农村储蓄流向城市。
（六）制度舆论并行，动员社会援助
一要大力宣传、制造舆论；二要树立城市支援农村、居民救助农民、企业赞助农业的责任意识和义务观念；三要树立平等观念。
１．救助方面。主要是在个案宣传，慈善事业，拉手结对，低保、特困、五保、救灾、司法、教育救助，合作医疗，助残等方面，建立对农村温饱线以下及特困户的一整套救助体系。
２．共建方面。开展一企一村、一校一村、一机关一村、一店一村、一社区一村等方面的共建活动，通过共建活动广泛接触了解农村、接触贫困、改变观念，融合城乡情感，促进区域认同。
３．志愿方面。遵循个人自愿、义务的原则，动员大学生、社区居民、老干部、党政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学者、驻军等各类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职能，对农村进行多方面的指导、支持、帮助和共建。
按照上述具体途径，“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新农村建设也将会从理论探讨转变为实践中的方法和步骤，农村才能走上有序、快速的发展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