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桔云

一、农民的贫困与健康相关

　　农民健康作为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村的贫困程度。因为疾病和残疾意味着劳动能力不同程度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收入受损。农村流传一些民谚，如：“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等。这些反映了农民对疾病的恐惧与无奈。不少家庭因为疾病和残疾陷入贫困，尤其在贫困地区，农户承担风险的能力极低，稍有病痛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因病致贫现象非常严重，西部因病致贫者达300万-500万，农村的贫困户中70%是因病导致的。

　　在广大农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之医疗卫生落后，近亲繁殖，人口的健康状况较差。 中南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对11个省的38个行政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6.9％的农民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或很不好，在1000多户被访者中，得过大病的、有慢性病的农民比例分别为13.0％和19％，还分别有2.8％和9.4％的农民为残疾或受过比较严重的伤，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则农民家庭成员遭遇大病或慢性病的比例分别达到33.9％和40.6%，家庭成员残疾或受过比较严重的伤病的比例分别达到7.2％和22.4％。其次，乡村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远不及城市，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城市高。此外，以往得到遏制的一些传统疾病如痢疾、肺结核等有死灰复燃之势；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慢性病如冠心病、肿瘤、糖尿病等的发生率正在大幅上升；一些新的健康危害正在抬头，如农村职业病，艾滋病等。又由于农民经济有限，“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仍然司空见惯，农村需住院而未住院者达到41%，这无疑恶化了农民的健康状况。

　　二、农民健康状况堪忧的成因

　　一是农村卫生资源短缺。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卫生资源分配与需求呈“倒三角”形，很多地方县乡财政困难，重视不够，以致投入逐年减少，城乡差距拉大。扭曲的资源配置导致了农村公共卫生设施落后，医疗人才短缺、医疗服务水平极差。世界上发达国家每1000人所拥有的卫生服务人员是10名，我国目前的平均水平为4人，而农村不足2人。一些实行差额拨款的乡村医疗机构，由于政府投入的卫生经费不足，工资都难以按时发放，更不要说设备更新、人才建设了。又由于这些乡村医疗机构设备和技术落后，就医环境较差，不能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逐渐丧失了农民的信任。农民小病不吃药，大病就去县医院看。业务量的减少，无疑加大了乡村医院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在医疗消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诱发乱收费、乱售药、卖假药、兽药人用的不良行为，反过来恶化医患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减少了农村卫生院的业务量，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健康。

　　二是监管乏力。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把农村的医疗卫生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使得实际收入仅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6的农村居民也要按照城市标准形成的价格支付医药费。而农民收入又严重滞后于药价上涨，1990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622.24元，增长了3.82倍；同期每人次平均医疗保健支出费用由19.02元增加到115.75元，增长了6.09倍，限制了农民对医疗资源的占有能力。此外，由于药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民对药品的鉴别能力较差、消费观念落后，总喜欢贱价商品，而不管劣质与否等，加上农民居住分散，农村药品市场难以管理。这就给了不法商贩以可乘之机，使得大量假冒伪劣和过期、淘汰、禁用的药品流向农村市场，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身心健康。

　　三是农民素质制约农民健康。农民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有关，但不显著，已有学者做过实证分析，显著的相关因素是农民的教育程度。农民由于文化素质较低，缺乏营养观念，据统计，农民年人均消费的烟酒费用将近农村合作医疗筹集资金的10倍，可农民不愿参加合作医疗。在农村有一个普遍较为认同的观点——讲究吃的妇女反而被人看不起，有好吃懒做的嫌疑。农民越是有病就越节约，因为他们的预期是爱生病，须花钱，措施就是存钱防病，其实他们生病的根源多数是营养不良。这样就陷入了：节俭——营养不良——生病——节俭——营养不良——生病的怪圈。

　　四是自然灾害诱发农村疾病。我国自然灾害较为严重，几乎囊括了世界自然灾害的所有类型，如洪涝、干旱、台风、龙卷风、冰雹、泥石流、荒漠化、高温热浪等，这些灾害容易诱发一些疾病的产生，如中暑、扁桃体炎、腹泻、上呼吸道感染、皮肤病等。由于农村卫生体系不健全、农民卫生习惯不科学、卫生知识又欠缺，会强化灾情与病情的关联度

　　三、改善农民健康状况的对策

　　一是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对于纯公共卫生服务，政府应采用直接购买的方式向农民免费提供；对于准公共卫生服务，可采取象征性收费的方式提供。免费提供这两类公共品可有效降低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大幅度降低因传染疾病暴发带来的成本。此外，加强对农村职业病的防治和管理，积极探索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同时还得重视卫生扶贫，通过中央政府及发达地区的支持，首先解决贫困地区的卫生设施建设与缺医少药问题，并从国家扶贫专款及有关扶贫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专门解决贫困地区的医疗扶贫问题。

　　二是加强农村药品市场的监管力度。首先，有关部门应严厉打击贩假药商贩，整顿农村药品市场，堵住劣质药品流向农村。其次，对农村基层卫生机构，要制定基本的用药范围，规定药品价格，倡导集中采购药品。再次，在药品销售流通环节上，严格控制药品价格，发展地区药品连锁店，推行药品招标投标制度，并防止垄断。通过税收优惠政策、财政贴息贷款、简化开办手续等方式，引导一些信誉高、价格低廉的药品连锁店向农村发展，为农民能买到好药、真药创造环境。这也许是瓦解假药市场的有效途径

　　三是优化农村现有的卫生资源。从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供给规模不断扩大，但效率不高，浪费严重。其原因之一：布点不合理，一乡一院的布局不能适应现实需要，造成业务量不足；原因之二：县乡卫生体系机构臃肿，资源浪费严重。因此，我们应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打破部门体制的限制, 加快推进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现有卫生资源的配置，做到乡镇卫生院的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按职责管理。

　　四是加强农村健康教育。农民素质制约农民健康，但是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需要政府的长期投资，首先，改变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实行城乡一体的义务教育机制，真正做到“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买单”；其次，国家应通过财税政策如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农村非正规教育发展，并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农村教育市场，将非正规教育与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立广泛而深刻的联系。

　　从短期来讲，增强农民健康意识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农村健康教育。农村健康教育投资是一项投入少、产出高、效益大的保健措施，理论上应由政府来实施。各政府、各部门要把健康教育作为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有效手段，规定对健康教育投入的最低限度，确保这项活动正常开展的资金来源。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医疗人员，通过板报、标语、高音喇叭等方式宣传有关健康知识，此外，可以制作一些针对性、目标性、效益性、适应性等较强的传播材料，利用电视机、影碟机等传媒进行播放，以此纠正和改善农民的不健康行为和生活习惯，从源头上控制治病的发生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