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国 

有一种震撼叫平凡，此话一点不假。新疆兵团农三师伽师总场的老职工邹淑芬就是这样。

1958年毕业于四川仁寿师范学校的自1960年来到伽师总场后，当年这位20岁的成都姑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在这里，她先后开过荒、种过地，当过裁缝、会计、出纳、市场采购员等等。多次获得过场“先进教师”、“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为后人造福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

回忆过去，邹淑芬万分感慨。当年，伽师总场还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红柳滩，人烟稀少。

那时，她每天要砍挖5分地的红柳，由于红柳大多比人粗，根系又发达，她只能完成3分地的任务。为了不让别人笑话自己，别人下班回家后，她依然在拼命地砍、拼命地挖，直到天黑为止。在老家没怎么干过重活的邹淑芬，手上全是血块。要命的是连一口水都喝不上，由于当时的伽师总场只有涝坝水，而且盐碱大，根本没法喝，水土不服的她上吐下泻了2个多月时间，连洗好后的衣服都是大片大片的白渍。加上蔬菜、粮食紧缺，每天吃的喝的都是糊糊高粱面、窝窝头、“苦苦菜”，身上长满了痔疮，鲜血粘在衣服上脱都脱不下来。没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姐妹们就躺在地窝子里，数天上的星星，后来实在无聊，就想方设法找书看，讲故事、说笑话，每次只要有人哭，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抱在一起失声大哭。

邹淑芬最难忘的是，总场机关几乎很少开门，不是因为别的，只是生病的人太多了，单位只有一辆车，今天你病了送到喀什医院，明天你病了送到喀什医院，如此反复从不间断。就连喀什人民医院的医生都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只要是总场的人，到了医院二话不说先给你打钾盐针，然后再检查肝功和其他器官。妇女们每次到了喀什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巴扎上购买或者捡拾一些喀什人不吃的蔬菜晒干，运回总场分给机关的人吃，就这还是有数量规定的。同时，进疆的35个姐妹，全跑了就剩下她一人。

1961年，结婚的时候邹淑芬的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痔疮，人家还笑话广东知青吴友廉娶了个大花脸。

当时，为了增加收入，邹淑芬跟其他妇女成立了“野麻队”。每天将野麻砍回来将皮剥掉，用来搓线、织布、扎布鞋或运到341国道路边上卖，辛辛苦苦一个月也只能挣6到8块钱。

就是因为这种种原因，邹淑芬老人不仅丧失了生育能力，而且患上了肝炎，到了肝硬化的地步，几次都差点命送黄泉。现在为了维持生命，她还要出微薄的退休金和生活费里挤出一1万多元来买药治病，照顾70多岁患有痴呆症的老伴。

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但她始终坚信“明天会更好！”正是有了坚定的信念，邹淑芬尽管接到了20多个调令，却依然留在了她的第二故乡——伽师总场。她说：“我最高兴的是看到了总场的发展，为后人造了福。”

 “为了孩子，我宁愿吃再多的苦”

邹淑芬老人不能生育，这是一种遗憾。可是她没有埋怨任何人。一些姐妹先后送给她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大的已经45岁成家立业，小的还在漂泊打工。

邹淑芬一直把这三个孩子视为己出，精心养育和教导他们。记得小儿子当时送过来的时候还嗷嗷待哺不到一个月。为了将他培养成人，邹淑芬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跑到8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买牛奶，回来后还要煮开。当时，她的工资每月只有20元。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根本没法睡觉，孩子一晚上要吃6次奶，现在的失眠症就是那时患上的。还有一次，由于夫妻俩都忙于工作，而且两地分居，2岁的小儿子一直高烧不退留下了大脑后遗症，邹淑芬连续在医院守了孩子三天三夜，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现在因为这件事，她还感到十分内疚，经常流眼泪。

由于自己有文化，邹淑芬每天不管再苦再累都要亲自坐在孩子跟前，督促孩子把作业写完，经常教导他们要好好做人。有一次，大儿子拿了同学一支铅笔，她知道后，对着孩子的屁股狠狠打了几下，又带着孩子亲自到同学家和老师家道歉。她说：“我怕别人说我生不出孩子，还教育不好孩子。”就这样，孩子每次被人打的鼻青脸肿的都不敢还手。再她心里，三个孩子都是自己的孩子，平时只要孩子提出的要求只要能做到，她都会去努力。丈夫吴友廉说：“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常把他们背在肩上去玩，好几次都把我的衣服尿湿了。”

小儿子很懂事，每事就帮母亲干家务活，帮父亲洗澡、搓背。现在，邹淑芬老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在喀什工地上拼命干活的小儿子。

晚年生活我很满意

邹淑芬如今早已退休，她和老伴相依为命，没事就一起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散散步。住宅区的院子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邹淑芬扶着老伴有说有笑散步的身影。

她说，现在的变化太大了，什么电视、电话、楼房呀，那时候连想都不敢想。如今，邹淑芬也住上了楼房，有了大冰箱、大彩电和电脑。但当年读书看报的习惯却始终没有改变。

邹淑芬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她还经常帮人义务照看小孩。

去年，看到电视里演《戈壁母亲》，她说：“很真实，很感人！”老伴笑话她说：“每次看着看着还掉眼泪！”

对于像邹淑芬这样的来军垦战士，场党委一直没有忘记，逢年过节，都会看望和慰问他们。这是邹淑芬最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