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抵达贵州的第四天，学术讨论会及会后的活动已结束。依来黔前的约定，上午是面向本科生、研究生的讲座。演讲10时许开始。尽管近于座无虚席，却觉得报告厅空旷，清幽，四壁间似有回声。我随时能感觉到坐在右侧的伟华专注的目光。她由北大读博返回贵州后，已是一个干练的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演讲后走在校园中，伟华挽着我的臂，流了眼泪，说惭愧自己荒废了学术。我其实很了解在地方院校做一点事的艰难，也不认为只有学术是惟一值得致力的事业。
　　下午，按计划访问贵阳、安顺间的一个村子——是来黔前由我提出，伟华安排的。我曾在北方的乡村插队，也看到过南方的村庄，但真正走进农舍，这似乎是第一次。村子离公路不远。据当地的干部说，贵州的贫困乡村多在山里，有些村庄至今道路不通。这村庄在平坝上，农舍密集而高低错落，没有北方式的农家小院。尽管天气晴好，村路仍泥泞，烂泥中有牲口的粪便。也如此行所见贵州其他地方的乡村一样，就地取材，农舍的外墙用石片叠成，屋顶也用石片苫盖，以我这样一个北方人看来，觉得不如北方的土木结构的居所严丝合缝，不知到了冬季是否真的能蔽风雨。也如在“屯堡”所见民居，宜于观赏，尤其俯视，却像是并不舒适。但我也知道，每一地的民居，都在悠长的岁月中形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气候，形制、格局，必有其合理性，非观光客所能知。
　　去了村子中较贫困的几户人家。楼底进门的一间，北方作为“堂屋”者，无不狭小局促，堆放着粮食、杂物，砌着锅灶。有的人家，阁楼由树枝棚起，像是不能承重，却是一家老小的卧室。先去的一家的主人，是村子里的代课教师。家中绝无长物，没有看到一本书，阁楼的床板上，堆着一团烂棉絮。代课教师看来体质较弱，说到收入的微薄，神情忧郁。他已代课多年，还没有转为正式教师。尽管陪同的村官表示已尽力关照，但这样的家境，怕是难以让这位乡村知识分子保持尊严的吧。另外的一家则已婚的兄弟同住一处，也同样逼窄狭小，当门的一间，墙角的锅灶据说是老人自己做饭用的。
　　陪我来村里的，有一位贵州师大的女硕士生，途中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和她与同学参与扶贫活动的见闻。女孩是贫困生，除得到有限的资助外，有时也发表一点文章在报刊上，补贴日用。女孩很向往北京，希望将来能到外地读博，我却担心她难以与京沪等地名校的学生竞争。较之大城市、名校学生，她的学术训练或许不若，“知识水平”却未必在那些年轻人之下，如果所谓的“知识”包括得之于阅历的社会生活的知识的话。回到北京后收到了她应许寄给我的她与同学记述扶贫活动的文字。文字是幼稚的，但这些年轻人所承受的沉重，却非我在北京的学生所能想象。
　　赶到安顺的文庙，天已向晚，有当地的一些从事农村建设以及参与社会调研的知识人在那里。这文庙的文物价值无可怀疑。即使在薄暗中，也看得出这一组建筑的弘敞精致，据说是当地读书人的聚会之所，确也有有心人在经营这份文化事业。院子的一角有茶座，空气中飘散着乐音。当时就想，倘若这一组建筑在京城，一定不会如此冷清的吧。即刻又想，总想将天下的好东西搜罗到京城，是不是也有京城人的贪婪与自私？我们占有的资源已足够丰富，却并没有与此相称的贡献。比如我自己，就不曾像眼前的这些知识者那样，切实地在一个村子与村民一同从事建设，也不曾参与如此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顾炎武说“诉诸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能“见之于行事”的，就有我面前的这些人。一本厚重的《屯堡乡民社会》递到了我手中，参与这项调研的，有和我一同前来的师大的那位研究生。我想她是幸运的。尽管不能拥有京沪的青年所有的物质条件与文化生活，却在这样的一些活力四溢的知识者中，在这种严肃而生动的氛围中。发生在这里的，不大像是90年代后的故事。这种纯正的风味，或许正因了远离喧嚣才有可能？
　　餐后同当地的朋友在老城区闲走。那段老街多少保存了一点这小城旧日生活的气氛。在贵州师大校园中曾不意遇到一座像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建筑，那年头的大礼堂或室内运动场，顿觉熟悉而亲切。几年前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不同时期的建筑并存，就很有点感慨，想到我们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革故鼎新”的传统，是否也有负面意义。时时追求面貌一新，必欲将旧日生活荡涤净尽，固然不利于文化(尤其物质文化，更尤其建筑文化)的保存，也支持了目下到处进行中的大拆大建。鲁迅说的却是“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摩罗诗力说》)。
　　夜的安顺城令人安适。入夜未久，那段老街正度过一天中最闲散的一段时光。石板路面反射着灯光，跑过眼前的是嬉闹的孩子。老街不宽，有的人家烧饭的炉子就在道边。临街的二层木板小楼，风味古旧，窗上印着灯下做功课的孩子的身影。不知这段老街还能保留多久，会否也会像北京的胡同，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被大片地夷平。
　　返京途中读贵州作家戴明贤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又嗅到了那老街的气味。久已不曾读到这样的佳文字了。戴氏的笔墨细腻温暖而富于情趣，正宜于讲述这样的小城故事。回到北京后收看央视播放的影片《青红》，即刻记起了贵州师范大学宾馆天井中滴滴答答的雨声，天地间扯着的水帘，也想到了那位面容愁苦的代课老师，那些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生气勃勃的知识者。尽管不过几天，相信已与这地方结缘——远方的那些人们，那里发生的事情，都将与我有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